撰稿|吳俊宇
一
身份轉移
這次疫情之后，我們正在迎來一場全社會的“身份轉移”。
所謂“身份轉移”其實指的是當下職業和過去職業相比，從傳統意義上看，似乎顯得變得沒那么“光鮮”了。
上到明星，下到包工頭、畢業生，他們都在遭遇“身份轉移”的挑戰。
羅永浩可能是吹響“身份轉移”號角的第一人。
他從一位企業家，在抖音上變成售貨員，通過直播帶貨的方式償還離開錘子科技的債務。
更多的案例是，演員無片可拍搶占綜藝節目檔期，電影小導演成為廣告制片人，北影畢業生到密室逃脫成為NPC，一批媒體人、公關人轉行賣保險。制造業技術員、搬家公司小老板、工地包工頭最后成為滴滴司機。
最具代表性的群體則是，浙江橫店當地最近新注冊外賣騎手人數創造歷史新高，其中超七成來自群演隊伍。一群橫漂，暫時閉上逐夢演藝圈的雙眼，成為外賣小哥。甚至，都市白領、健身教練等其他行業從業者，也開始送外賣。
在剛剛結束的兩會工作報告中，提到了兩個關鍵數據：
2020年，全社會恐怕正在要面臨最難就業季。
二
誰來結網
20世紀80年代，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談到福利國家制度時說：社會有一個梯子和一張安全網，梯子用來供人們自己努力改善生活，安全網則用來防止人們跌入深淵。
在我們當下這個社會發展狀況之下，社會保障其實不僅僅是政府的職責，也成了企業的責任。在中國，一批平臺級互聯網企業承擔起了安全網的責任。
這些平臺級互聯網企業體系內的產品，成為了吸納就業的最佳蓄水池：阿里（餓了么、盒馬），字節跳動、滴滴、快手都是如此。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9年5月發布過一份名為《制造業崗位都去哪了》的研究報告。
這份報告顯示，大批制造業人口減流。分流到了住宿和餐飲業，批發和零售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租賃和和商用服務業。
“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 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這其實就是我們通常理解的餓了么、滴滴、抖音、快手這樣的平臺。
這段話如果深入理解會發現，新經濟平臺在政策制定者眼中，它更像是一個“就業蓄水池”。
當然，“就業蓄水池”并不是對這些新經濟平臺的貶低。事實上，這種定位并非疫情后才開始，早在2015年滴滴創業進入高潮期時，決策層就已經做出了這樣的定位。這背后的考慮因素是多方面的：
種種考量之下，新經濟平臺成為了最好的就業蓄水池。新經濟平臺的特點是，不需要太多技術含量，也不需要再就業培訓，勞動者可以“即插即拔即用”。
無論是送外賣還是開專車，都是如此。
你會發現，阿里為代表的平臺級互聯網企業很快適應了到了這一趨勢。尤其是2018年阿里商業操作系統這個概念的提出，它同樣也是阿里多方面思考的結果：
也正好是在2018年，阿里對餓了么完成收購，加強了按需即時配送網絡，對本地生活兩大業務餓了么和口碑的整合，設立了新的本地生活服務公司。
從這一系列舉動就能看到，阿里其實結成了兩張網。
一張網針對一批中小餐飲企業，畢竟民以食為天，這些餐廳企業其實是各地經濟的毛細血管，也承載了無數就業。今年西貝員工進入盒馬上班，其實就是在疫情就業危機下，阿里及時撒網餐飲企業。
一張網則是針對一批就業者，餓了么這樣的送餐平臺，可以承載起龐大的社會就業。像餓了么其實已經累計已為國家級貧困縣提供30萬騎手崗位。疫情以來,餓了么也已吸納數十萬新注冊騎手。
這兩張網，其實也構建起了一張龐大的零工經濟社會協作網絡。
三
零工經濟
今年3月，《財新》在一篇名為《如何發展數字經濟》的文章中有一段是說：
應當拓展就業渠道，用好共享經濟、零工經濟等新的經濟形式，做好就業蓄水池的工作。
除了吸納就業，成為社會失業緩沖閥的作用外，實際上互聯網平臺提供的臨時就業崗位，也在形成面向未來的“零工經濟”——這其實也是歐美發達國家同時在呈現的一種新經濟現象。
這種現象在這次疫情之后同樣在歐美市場進一步明顯。
AppJobs Global在一篇數據報告中提到了今年3月疫情爆發之后各種“零工經濟”的增長狀況——其中快遞員增幅驚人。
“就業蓄水”這四個字還是有些沉重，我們或許可以用另外一個視角去看待它的作用。
無論是送外賣還是開專車，其實都不丟人。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臨時選擇，它是一種Gap的方式。
餓了么發布的《2020餓了么藍騎士調研報告》則是顯示，超過一半的騎手擁有“多重身份”：
26%的騎手同時是小微創業者，4%為兼職自媒體博主，騎手們還有可能是司機、白領等。此外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加入到餓了么騎手這個行業中，騎手學歷呈現逐漸走高的趨勢。
雖然我并不想用“上山下鄉”這四個字來形容“零工經濟”，因為我們當下的社會環境遠未到當年知青“上山下鄉”那種程度。
但實際上我想表達的是，“零工經濟”，它在客觀上可能會起到“上山下鄉”的作用：
它會讓一批面臨生活選擇、職業選擇、未來選擇的人在一個特殊環境中重新思考自我。
2019年，一篇名為《一個北大畢業生決定去送外賣》在朋友圈刷屏，文章其實講的是北大畢業生成為高薪白領之后遭遇迷茫，通過送外賣的方式對工作生活進行反思。
后來還有90后設計師放棄4萬月薪轉行送外賣的事件出現，4萬的月薪卻攔不住他逃離甲方的摧殘和向往自由的心。
當然，在開專車時，在車里體驗生活，見識世間百態，也不失為一種退而結網的選擇。
要確定的是，這其實僅僅只是一種暫時的“蟄伏”，它大概率意味著接下來的生活重歸正軌。畢竟當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之后，依舊還是回到了社會各行各業中堅崗位，而且創造出了更大的社會價值。
四
給網織網
零工經濟這張“網”，其實還需要法律保障的“網”才能真正生效。
“零工經濟”的好處顯而易見。
零工經濟下的個體實際上在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方面缺乏支撐，而在進入零工之前，這些保障其實也是構成企業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決策層而言，零工經濟其實更需要得到規范。零工下的勞動者無論是個人安全還是合法權益都容易遭受侵害，作為社會原子化的就業個體，他們需要的法律保障往往更多。
只有這樣，互聯網平臺提供的零工經濟才能得到真正的社會保障。
美國勞工部前部長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和公共政策教授羅伯特·拉隆德（RobertLaLonde）在面對零工經濟時都提出過他們的一些建設性主張：
比如建立某種收入保險，保障獨立工作者的收入不會下跌。
其中每種提案的技術性細節不同，但是理念相同，都是為了減少零工經濟中不穩定收入所帶來的波動。收入保險既可以是失業保險的補充，也可以替代失業保險。
2015年12月，西雅圖市議會投票賦予了Uber和Lyft司機集體談判權。后來美國加州出臺法案，涉及保護通過按需平臺工作的獨立臨時工。
目的在于阻止雇主從全職員工和臨時工的分類中套利來改善零工勞動力市場，并且支持工作者選擇如何工作。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澤伊內普·托恩（Zeynep Ton）在其著作《理想用人策略》中提到：
一份好工作會有“體面的工資、體面的福利和穩定的工作時間”，“員工能夠良好表現，并在工作中找到意義和尊嚴”。
即使是身份下沉，零工其實也需要他們的尊嚴。這需要政府、企業共同把完整的網絡編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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