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承載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關乎每個人的生命質量。自2008年IBM提出“智慧地球”概念后，在此基礎上衍生的“智慧城市”發展理念迅速在全世界得到認同和發展。隨著云服務、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快速迭代爆發，在華為、騰訊、平安、阿里等玩家協助下，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智慧城市建設數量最多的國家。

但數量無法等同于質量，智慧城市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著資源浪費、數據孤島、項目爛尾等諸多問題，城市系統仿佛是一片無法預測的混沌，關鍵是在這一看似詭異而不可預測的領域中，我們能否尋找到一些本質的、不變的、可預測的規律？

“解剖”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實際上是通過技術手段來提高城市服務質量和管理效率，這也并不是全新的理念，因為城市無時無刻不在接受技術的洗禮，潛移默化的接納著新的技術。

本質區別在于：此前技術對城市的改造屬于潤物細無聲的“春雨”，城市為主導，技術為輔助。如今兩者的角色顛倒了過來，大量新興技術的爆發變成了一場“暴雨”，甚至擁有了“智慧”，想要洗刷并主導城市，進行顛覆性變革。這就像一座城市的發展速度可以從一匹馬適應一匹更快的馬，但我們偏偏想要讓它坐汽車一樣，自然帶來了許多問題。

整體來看，智慧城市的總體架構大致可以分為三層：基礎層、平臺系統層、場景應用層。

其中基礎層包括終端感知、網絡通信等部分；平臺系統層包括城市數據、運營支持、安全管理等部分；然后在基礎設施和系統平臺的基礎上，生發出智慧社區、智慧醫療、智慧交通等多種類型的場景及應用，構成場景應用層。

對于城市來說，智慧城市的每一層架構相對于城市本身都在發生著技術質變，舉幾個例子：

基礎層。5G在時延、帶寬、安全性和可靠性等方面全面提升，可以帶動整個生態圈，即與5G相關聯的技術發生裂變式發展。感知終端的物聯網芯片已經能夠在低功耗、廣覆蓋與低成本之間達到有利平衡，可以廣泛應用于城市級全域數字化服務中，打通水、電、煤、氣、火等基礎設施數據，信息通訊基礎設施的變化已成為智慧城市發展的前提。

平臺系統層。云計算是改變IT格局的劃時代變革，如今國內的阿里云、騰訊云等云計算廠商已經成長起來，可以用最低廉的價格為城市提供計算能力，也有能力為城市搭建自己的數據中心，實現安全管理。大數據的發展讓數據和其他要素一起融入經濟價值創造過程，數據匯聚后應用讓城市的數據價值指數級上升。

在場景應用層。人工智能已經有能力入侵物理世界，為金融、醫療、金融等各場景、各行業提供解決方案，將數字化能力與我們的物理世界綁在一起，打開“智慧落地通道”。

城市是一個開放的復雜系統，想要“智慧”往往需要用到非常多的跨領域技術，甚至黑科技進行創新研發。參與建設智慧城市的企業不可能十項全能，而是各有自己所擅長的領域。

中國平安，作為一個主業為金融保險的公司，誰能想到其科技研發實力超過了多數科技巨頭，在智能認知、人工智能、區塊鏈和云科技等科技領域已經建立優勢。《2018-2020年全球AI專利排行榜TOP100》中顯示，位列前三的企業是三星、IBM和平安集團。其中，平安集團憑借9255件專利位列全國第一、全球第三。

華為，作為以技術實力著稱的傳統電信設備商和系統集成商，一直是智慧城市市場上低調但又不可忽略的力量。從云到端，整個IoT數據鏈路的每個環節都離不開華為的設備產品。

阿里，有AWS的模范，同樣選擇從電商轉型到云計算，率先從交通切入智慧城市，大力推廣“城市大腦”的概念，強調穩定的"云"，強大的"腦"、靈活的"端"，致力于全城市要素數據的智能化深度融合。

騰訊，旨在立足城市可持續發展角度，構建以人為中心的分布式智能、多中臺協同、海量服務隨需調用的技術體系，支持城市像生命體一樣可以靈活配合、協同作用和整體智能。

各方巨頭大都選擇做智慧城市領域的綜合服務廠商，因為他們有做頂層設計的實力，還能夠整合集成別人的專業能力，所以優勢非常明顯，極具競爭力。但基因不同，優勢也并不相同，比如基礎層是華為的主場，在基礎層華為的通信技術以及設備擁有絕對的優勢，阿里和騰訊作為互聯網巨頭，其云計算優勢則更擅長平臺系統層的搭建；平安偏向于場景應用層，科技落地能力較強。

智慧城市2.0：主導地位更迭下，必須馴服那匹“技術野馬”

從2013年國家推出第一批智慧城市試點起，至今已有7年多，但是想要馴服這匹諸多高新科技組成的“技術野馬”依然十分艱難。如果說早期的智慧城市建設處于1.0階段，那么如今我們正揭開智慧城市2.0的篇章。據天眼查專業版APP數據顯示，智慧城市行業的年度企業注冊數量在近兩年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智慧城市的1.0階段，本質上由技術驅動，技術提供者作為引領者，形成簡單的技術+場景的耦合應用。特征是技術提供者不了解城市政府需求，城市政府也不了解技術如何應用，智慧城市建設只不過是簡單地把技術嵌入到城市之中，并沒有實現深度融合。

技術運用的前提是對客戶需求的理解，不能脫離實際。這一階段相當于將工程師直接推到政府面前，他們缺乏深入政務一線的服務經驗和意識，對于政府的種種要求也難以適應，難諳政務市場的邏輯，難以形成針對智慧城市的有效解決方案。

比如典型的數據孤島困境。在同一城市的不同部門之間，也可能出現的信息化程度和能力參差不齊等情況。像在深圳，并不是所有部門都能達到稅務和公安部門那樣高的信息化程度。由于部門管理模式差異、信息安全、數據資產所有權等問題，有的部門相對落后，就會形成數據孤島。

智慧城市2.0階段，本質上將轉變為政務需求驅動，城市政府作為引領者，讓政務需求成為“智慧”與“城市”之間的軸承和連接器。特征是技術特性與政務特性相融，高效對接，物理城市與數字城市的虛實之間，不再是對立范疇，而是平行互動、糾纏相交的一體化系統。

這時候對技術提供者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多領域專家團隊配合，對城市未來發展理念及模式有深刻認識，同時還要有豐富的實戰經驗。不僅僅要有技術能力，更要有服務意識和責任心。從關注“我們有什么”到聚焦“城市要什么”，要求站在政務的角度，了解他們的實際訴求以及痛點難點。

城市政府參與城市管理的委辦局大概有幾十個，實際中經常需要跨部門協調工作，應該先打通內部部門，否則“城市大腦”太多會造成重復建設、資源浪費，另外這也是數據孤島出現的重要原因。

更重要的是，城市政府應避免為了完成招商任務，將智慧城市項目作為招商手段，建設許多雷同項目，或者讓智慧城市項目淪為“拿地”噱頭，建成之后就變成空殼擺設。

城市：從智慧化轉型到智慧化生存

未來10年，中國將有7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城市（城鎮）創造了80%的國民收入，90%以上的財政收入。未來中國城市建設的趨勢將是城鎮化與智慧化兩條腿走路。

如果說智慧城市1.0階段強調的是“建”，那么智慧城市2.0階段則強調的是“用”。這時候的城市必須從智慧化轉型過渡到智慧化生存，讓科技真正能夠在城市上開出花朵。

站在科技的視角，如果重新思考智慧城市的發展歷程，會發現這是一次長期的、典型的技術成熟度曲線實踐。

技術成熟度曲線分為五個階段：第一個是誕生期，逐步進入大眾視野，不斷有原型產品被開發出來，刺激著大眾的好奇心；第二個是泡沫期，大眾被新技術的光明前景吸引，期望膨脹，企業與機構開始倉促進入新領域；第三個是低谷期，泡沫破裂，負面評價接踵而至，企業也終于認清現實。第四個是復蘇期，基于第一波產品的失敗經驗教訓，人們開始緩慢地對新技術進行改進，逐步提升效果，產業逐漸成熟；第五個是成熟期，新技術最終能夠滿足需求，迎來真正的理性繁榮。

在經歷了從智慧地球到智慧城市的概念導入之后，智慧城市迎來飛速發展，尤其是在中國。根據DELOITTE研究機構發布的報告顯示，全球已啟動或在建的智慧城市達1000多個，其中將近五百多個在中國，足以判斷我國對于建設智慧城市的熱情。

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一位智慧城市的資深從業者表示，智慧城市建設應該是分階段、分流程實施的，由于早期技術不成熟，前期階段建設并不成功的項目可能會直接爛尾。即便建設完成，也有可能無法提高城市效率而被放棄，逐漸退化到建設之前的樣子。畢竟如今的智慧城市體系的產品和服務離滿足真正的要求仍然有一段距離。

確實，在去年疫情面前，諸多智慧城市項目失靈，各級政府在這之前巨額投資建設的所謂云平臺和大數據中心仿佛癱瘓，大概只有少數社區的網格化管理可能起到了一些作用。同時，疫情也如催化劑一般，讓政府的一些抗疫需求不得不開始借助互聯網信息技術的優勢，把自己的各種服務交給市場平臺，讓智慧城市領域加速奔跑起來。

在互聯網江湖看來，經歷了疫情催化之后的智慧城市正逐漸跨過低谷期并進入復蘇期，城市在經歷了智慧化轉型的陣痛之后，已經開始嘗試著進行智慧化生存，這對智慧城市的建設者來說相當于一場來自時間的大考、城市版的荒野求生！

城市想要實現“智慧化生存”，關鍵點還是在于解決“如何用”的問題。

從狹義上講，智慧城市指的是城市治理，也就是政府職能相關的領域。例如公共安全、應急管理、市政設施、環境治理、民生服務等。從廣義上講，除城市治理之外，智慧城市還應該包括商業、醫療等不同的行業和領域。

因此，“用”或許也可以分為兩大板塊，治理和運營。治理是公共管理學范疇，在治理行政的運行機制下，政府也履行管制職責；運營是對產品生產和服務創造的全過程進行計劃、組織、實施和控制，是一種企業經營行為。

政府的角色，或許會逐漸轉向真正意義上純粹的“治理”角色，主要完成規則制定、底線審查、標準檢驗等工作。城市公共領域中很多工作，尤其是其中可以真正實現市場化運作并盈利，則會傾向于逐漸由企業主體去運營，維持智慧城市的有效運轉。

傳統技術和管理方法已經不再適應時代的飛速前進，城市智慧化發展成為了未來之鑰。智慧城市已經成為推進城鎮化建設、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提高公共服務質量、發展數字經濟的戰略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