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二價”，明碼標價，定價幾元就賣幾元；給消費者開具發票；實行員工周末輪休；雇用女售貨員……如今逛百貨店的消費者已經習以為常，或許很難想象，100多年前，粵商馬應彪首倡這些舉措所需要的勇氣。

　　1900年，馬應彪集資2.5萬元在香港創辦先施百貨，憑借超前的經營理念大獲成功，開啟了粵商“四大百貨”的傳奇。四大百貨后來引領了中國商業形態的再造，頗能反映粵商在中國各大商幫中的獨特地位：過去的250年間，粵商一直處于中國與世界交流的最前沿，依托國際化的視野，吐故納新敢開風氣之先，成為整個中國社會近代化進程的重要推手。

　　百貨業“革命”

　　馬應彪是澳大利亞華僑，祖籍廣東中山，出身寒微，20歲時離開大陸奔赴澳洲謀生。早年在澳洲打工時，馬不習英文，找到當地一個會說廣東話的愛爾蘭人，表示愿意不計報酬幫人家干活，條件只要每天能管三頓飯，外加教授一個小時的英文。馬應彪商業創富的歷程，起于水果蔬菜批發商店“永生果欄”。

　　可以說，馬應彪個人的經歷，就已經脫離了中國傳統的商人形象，折射了粵商群體鮮明的國際化色彩。

　　1892年，馬應彪將自己事業的重心逐漸轉向香港，他發現當時在香港從事百貨業的都是小商小販，漫天要價，就地還錢。早在1896年，他就多方倡議，成立中國第一家“不二價”的百貨公司，可是此提議并未被人看好，認為過于標新立異，不符合中國人購物習慣，直到1900年，馬應彪集合12名股東，創立“先施公司”。“先施”二字本身即有中西貫通的意味：字意來源于《中庸》的“先施以誠”，讀音又與英文sincere（誠實）相近。

　　創業之初，馬應彪先鋒的商業理念，甚至在股東中都偶有爭議，比如，香港先施店開業之初，就仿效英式百貨店，率先聘任了為數眾多、長相標致的女店員，就挑戰了“女主內、男主外”的傳統思想。1917年，上海先施公司開業，由于社會風氣尚保守，招聘啟事一個多月沒人應聘，馬應彪夫人霍慶棠率先垂范，親自做起了化妝品部的售貨員，還帶動兩個女生一起售貨，為工作方便，霍女士剪去發辮，興起了女性短發的干練之風，“三個女人同臺站”傳遍上海，一時間顧客云集，女售貨員成了商場一大賣點。

　　除了經營理念頗為現代，先施百貨營銷手段亦層出不窮。比如，公司率先推出有獎銷售吸引顧客；對于一次性購物很多的顧客，準其留下住址，由公司送貨上門再行支付；1930年代，先施還專門用英國花布制造女裝短衫褲，尋找模特在商場進行時裝表演，開啟了中國企業的首次時裝秀。

　　憑借靈活新穎的經營手段，先施公司獲利豐厚，上海先施公司開業第二年營業額即超過400萬元，超過投資資本兩倍。馬應彪的成功直接帶動了粵商群體進軍百貨業：1907年，郭樂在香港設立“永安百貨”，1918年創立上海永安；1926年，李煜堂和李敏周創辦“新新百貨”；先施前職員蔡昌于1912年創立“大新公司”，上海大新于1936年開業。這些創業者均出自廣東中山，多數為澳大利亞華僑。四大百貨的四幢歐式建筑矗立在上海南京路，成為當時市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大百貨”的關系可以用“競合”形容，各有特色：永安百貨走“產、供、銷、服務一體化”的路子，突出顧客至上；新新百貨在大廈六樓建設“玻璃電臺”，電臺既吸引顧客觀看播音實況，又賣力公司的商品大作廣告；而大新百貨除了商場，五樓為酒樓及舞廳、六到九樓為電影院和游樂場，頂層設有屋頂花園，將購物、娛樂、餐飲等功能集合一體，類似今日地產商炒作的“城市綜合體”，后來者居上，在1937年成為遠東最大百貨公司。

　　傳統的中國商號，一般分散經營一種或幾種商品，“四大百貨”代表的則是一種新生業態，即在一個固定場所，經營多種百貨商品，百貨業態由此深深地滲入到中國市民階層的日常生活，引發了“商業革命”，其中馬應彪更有“中國百貨之父”的贊譽。

　　“四大百貨”除了引入電臺、冷氣設備等新鮮玩意兒，同時也將先進的經營理念導入到中國，比如，股份制度的廣泛使用，先施和永安百貨均在商界朋友中廣泛募集資本，才得以成立，為增強公眾認同感，先施甚至曾向公眾發行股票，據說，孫中山先生就是公司的一名小股東；另外，還有股權激勵措施，先施公司規定，雇員工作業績連續三年良好可以加薪，第四年業績繼續上升，便可以入股成為在職股東，享受公司年中分紅。這些舉措于后世都有潛移默化的重要影響。

　　引領新式產業

　　如果將“四大百貨”置于一個歷史的長周期進行考察，我們會發現，粵商“領風氣之先”是一貫的，其在中國商業進程中有著獨特的定位：這個群體處在中西交流的交匯點，較之其他傳統商幫有著更為寬闊的國際視野，他們敢為天下先，也善于將外來文明嫁接過來，在諸多領域都有開創性的貢獻。

　　某種程度上，這種地位要歸因于粵商的區位優勢和政策特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粵商研究中心主任申明浩說，“從版圖來看，從廣東出海，到歐洲、非洲、中東的距離最近，因此，地理位置決定了貿易從廣東開始較為便捷，海上絲綢之路就是從此起步；同時，廣東遠離中原腹地的統治中心，民間與海外一直有著密切聯系，開放性的政策紅利經常首先惠及于此，可以說，區位和政策之利是推動粵商興盛的兩大重要因素。”

　　粵商的這種獨特地位，至少可以追溯到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王朝下令實行“一口通商”政策，除廣州一地外，停止廈門、寧波等港口的對外貿易，同時在廣州專設商館，以“十三行”商人作為官方代表，負責對外貿易，行商成為名副其實的紅頂商人，身家殷實，握有官府頒發的交易許可證，壟斷所有中外商人在廣州的買賣，獨享中外商貿的特權，出現了伍家、潘家這種巨商富賈。

　　但是，行商們的角色并不止于貿易，在西方人的著述中，那個時代的粵商已經廣泛接受了西方器物，家中陳設著望遠鏡、顯微鏡、洋酒以及蒸汽輪船模型等，同時引入西方醫學、繪畫、教育等最早在廣東落戶，逐漸向內地傳播。

　　“行商對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非常大，中國早期的西式醫院由十三行商人建立，牛痘是十三行推廣的，甚至中山大學醫學院就可以追溯到十三行時代，林則徐的病例卡片都還在。近代西方的教育、宗教、文化、技術的傳播，基本都是行商首先引進，其后影響擴展到全中國，甚至連軍事裝備也不例外，比如鴉片戰爭期間所用大炮、水雷，相當部分就是通過十三行進口。”廣州大學十三行研究中心副主任冷東教授評價說。

　　廣州一口通商的特權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五口通商”之后，行商專為買辦商人，早期的買辦幾乎無一例外完全由粵商獨攬，西方商人登陸各通商口岸，少不得要依靠粵商。廣東買辦重視血緣與地緣的組合，著名的唐廷樞、徐潤、鄧觀應等都以家族式買辦而著稱，他們率先接受西方近代商業文明的洗禮，成為中國近代保險、礦物、輪船等新式企業的創辦人。有人評價中西貿易居中通融的買辦，“不僅是商業中介，同時也是政治和文化中介。”

　　晚清以來，中國積貧積弱，相當部分務實的粵商倡導“實業救國”，甚至有意識地與西方企業展開“商戰”。由于粵商長期與外部世界交往，心態較為開放，較之其他商幫，他們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西方經驗，創辦新式工礦業、交通運輸業、百貨銷售業及金融保險業，并逐步向全國布局，在新式企業的創辦上處于領導者的位置。時人有所謂“各行省無不有粵商行店，五大洲無不有粵人足跡”的說法。

　　以“四大百貨”中的先施、永安為例，在粵港確立了百貨業領導地位之后，即開始在上海進行投資布局，將產業勢力延伸到內地，同時，積極進軍其他新式工業，1915年，先施公司開始涉足保險業，開辦了先施保險置業公司、先施人壽保險公司，隨后還擁有了家私工廠、化妝品廠等業務；而永安百貨則將多元化的重心放在新式紡織業，在香港、上海、廣州擁有多處紡織工廠，全盛時期達到9家之多，僅僅位于吳淞的紗廠就有員工超過2萬名，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紗廠。新式產業“由點及面”的擴散，粵商在近代中國功不可沒，引領了早期中國工業化的走向。

　　1978年中國政府實行改革開放，粵商依靠天時（先行一步）、地利（毗陵港澳）、人和（華僑港澳同胞）的優勢，創辦了大批現代工商企業，從早期發展“三來一補”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到創辦個體私營企業，從搞活國有集體企業到探索股份制企業，無論產業升級或者企業制度變遷，粵商始終發揮著“探路者”的作用，成為“中國奇跡”的縮影，而其身處變革前沿、領袖時代風尚的角色定位，與百年前的“四大百貨”一脈相承。

　　商脈不絕

　　近現代中國政經時局劇烈變動，深刻左右了天下商幫的興衰。同為中國三大商幫，晉商、徽商如今希求復興，唯有粵商數百年傳承延襲，商脈不絕。

　　當然，期間個體企業的浮沉在所難免。以“四大百貨”為例，其耀眼的光芒同樣因時局變動而逐漸淡去。破壞性力量首先是戰火，1937年8月中旬，淞滬會戰爆發，上海每天都有幾百架日本飛機呼嘯而過，扔下上千枚炸彈，其中一枚重磅炸彈就在南京路的先施公司東南角爆炸，炸死炸傷職員、顧客、行人等近千人，先施公司與對面的永安公司損失慘重；上海為日軍完全占領后，四大百貨又受到日軍強制管制與掠奪；解放戰爭期間，國統區經營環境惡劣，面對惡性通貨膨脹、美國商品傾銷的百貨業，只是慘淡經營。

　　但是，粵商群體并沒有因政經環境的巨變遭受消亡的厄運。在看來，這與粵商有著鮮明的“國際化”基因，且較少依附于政治權力密切相關。由于商貿活動基本遵循“外向型”的市場化模式，且敢于走出國門開拓國際市場，粵商擁有一個全球性的商業網絡，無論在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等東南亞國家，還是遍布歐美的唐人街，粵商都是重要的商業力量，此外，決策當局還高明地保留了港澳作為窗口，這使得粵商一直保持著必要的回旋余地，沒有傷及元氣。

　　新中國成立后，永安、大新、新新等陸續走上國營之路，上海先施公司則在1954年結束，而其本部紛紛將經營重心移到了香港，甚至存續至今。比如，先施公司至今仍在香港擁有4間百貨公司，其中中環旗艦店面積超過63000平方英尺，除了主營零售業務之外，集團多元化經營家私等業務，并于1993年重返上海南京路。截至最近財務報表，集團資產凈值超過6億港幣，雇員人數將近600名。

　　永安百貨則由永安國際有限公司經營，現在香港現有5間分店，店鋪面積共36萬平方英尺，除了百貨業，還涉足物業投資、汽車經銷等業務，公司凈值超過90億港幣。值得注意的是，創始人郭泉的后人一直在管理著公司業務。

　　盡管這些百貨公司已經不復當年的盛況，但是能在驚濤駭浪中存續百年，有的成功實現了代際傳承，殊為不易，也很能說明跨地域、跨國境經營的粵商機動靈活、適應能力強的特點，其案例價值，對于當代中國民營企業的傳承和守業也頗有借鑒意義。

　　（特別感謝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粵商研究中心主任鄧可斌博士，廣州大學十三行研究中心副主任冷東教授接受采訪并提供寶貴資料，文章內容援引自劉正剛著《話說粵商》，鄧可斌、丁重著《粵商經營之道：多元化與專業化的選擇》）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史川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