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人們就稱馮侖為“地產思想家”。

　　在民營房企老板大多由木訥寡言、面目粗鄙的前包工頭組成之時，出身我國高官搖籃中央黨校的法學博士馮侖，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既是根正苗紅，又顯卓爾不群。

　　但他卻說：我其實只是一個生意人。

　　中國傳統士大夫有所謂“起它一個號，坐它一乘轎，刻它一部稿，討它一個小”的四大理想，喜歡想喜歡說喜歡寫的馮侖，生意上有所成就后，實在憋不住，于是繼五年前洛陽紙貴的《野蠻生長》之后，又出新作《理想豐滿》，為的是“撒泡尿再照照自己”。

　　“理想讓你看見別人看不見的地方”

　　馮侖常常會回憶一二十年前艱難創業的故事。

　　有一次，萬通的早期主要合伙人王功權(就是2011年因公開“私奔”而名動天下的主兒)要離開公司，他們二人在北京亞運村一家酒店里辦交割，馮侖把支票一給，王功權在協議上簽字畫押。馮侖說：大哥，我現在就剩下理想，啥都沒有了，錢全在你這兒，我就剩下一個公司，一堆事，還有負債。王功權回應：那咱倆換一下?馮侖答道：我還是想要理想。

　　對此，馮侖總結稱：人生就是這樣，當你堅持理想，有一個很大的目標時，對錢的事情便可以淡定，第一，你會站在合規合法的一邊，不會運作贓款、黑錢，第二，你跟人談判的余地很大。

　　如今最不缺房子住的馮侖，早年在機關單位工作時，一度為分房的事頭疼不已。那會分房首先要熬資歷，要處理復雜的關系，上面幾級領導誰都可以左右你，必須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可能這邊擺平了，那邊又不平了，一個人在單位里要么橫到底，要么蔫到頭兒。

　　馮侖說，我心里頭有別的夢想，所以我選擇了離開。結果輾轉數年，換了好幾個地方，抵御住了很多誘惑，最后無意中，倒成了房子的主人。到后來，他偶爾回原單位走走，看到昔日的同事，卻還在當年熬出來的老房子里對付著。

　　他從中又獲得一條經驗：理想有時候會逼著你舍棄當下確定的利益，選擇未來和不確定的方向，人生自然會跟別人不一樣。

　　近些年，馮侖經常有機會到世界各地轉悠。一次，他參觀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的大清真寺，看到里面那么多人在做禮拜，沒有人組織，只要阿訇(伊斯蘭教主持)一召喚，大家就都做同一個動作。他意識到，只有宗教的管理成本是最低的，因為自覺;而軍隊、監獄的管理成本最高，因為強制，一家公司如果用一種很好的價值觀來統率，最后大家都變成“教友”關系，管理上就很省心，選擇外部合作伙伴時，如果能志同道合，則可降低合作時的摩擦成本。此種價值觀或者“道”，也就是理想。

　　“理想不能改變，過程可以妥協。”這是已過知天命之年的馮侖另一份人生感悟。他說，很多過來人會發現，十幾歲的時候你會因為受不了氣而拿刀砍人，但到了四五十歲以后你什么氣都能受，自己安慰自己，所有的委屈過去就過去了，皆因你的心里還有一個實實在在的理想存在著，這會讓人開心。

　　“貌離神合，公司做公益的理想境界”

　　民營企業參與慈善公益活動，是這幾年一個熱門而又充滿爭議的話題，馮侖和萬通都是公益積極分子，自然無法置身“是非”之外(馮侖曾說人生“只有成敗，沒有是非”)。

　　2010年9月，馮侖出席了北京舉行的“巴比慈善晚宴”，沃倫·巴菲特和比爾·蓋茨兩位大佬現場“布道”的一些話，讓他印象深刻。

　　比如比爾·蓋茨強調，捐款和慈善不應該影響自己的正常生活，我們每天能吃到肉，不能為了幫助別人，自己不吃肉，只吃蔬菜，所謂舍己為人，是極端的情況，你跳下水救人，自己卻犧牲了，但當時你并不想死。

　　巴菲特也講，捐款這件事要自愿，什么時候想明白了再弄，他是花了30多年后才作出決定(捐獻全部財產)的，慈善是個人的事，不應該強迫。

　　對于捐款做公益，馮侖有兩個原則：第一，不管怎么捐、捐多少，錢不能捐給政府，要捐給社會，因為捐給社會上各種各樣的公益組織，意味著錢還在民間。他說，美國有12萬個公益組織，中國到目前為止只有2000個，隨著公益組織數量增加、規模增大，社會就越來越強大，公益舞臺越來越大，政府越來越小，這符合未來公民社會、法制社會的趨勢和要求。

　　第二個原則是，不應該全捐，如果在捐款過程中傷害到財富創造的能力和自由企業制度，會破壞市場經濟。上世紀50年代，中國的工商企業搞社會主義改造，搞公私合營，當時如果企業只捐10%，哪怕是捐給政府了，但余下來的大部分資源還能繼續用來掙錢、競爭、發展，市場經濟的邏輯沒有改變，民間創造財富的活力不會被抑制、消滅。捐款一旦變成“裸捐”，必然最終導致財富創造的源流枯竭，經濟崩潰，人們得到的福利反而會減少，甚至走向絕對貧困化。

　　如何處理公益與公司之間的關系?馮侖認為有兩種做法，一種叫“貌合神離”，一種叫“貌離神合”。前者是早期不規范的做法，很多企業把營利事業和非營利事業裹得太緊，老總也身兼兩職，以至于即使動靜很大，號稱“首善”者，公眾也會對你和你的企業做公益的動機與成效產生懷疑。后者則是公司戰略和公益戰略在價值觀上有交集，但具體業務上各自獨立，互不搭界，這樣才能保證公益越做越好，營利也越做越好，公眾更相信你做公益的誠意，更尊重你的企業品牌。

　　“沒有方向是最大的恐懼”

　　年輕時馮侖的理想是“走天下”，如今他不僅幾乎走遍了中國所有的縣，每年還出國上百次，先后去過70多個國家，天下走了一大半了。他有句名言“老男人要玩，小男人要思考”，理由是通過玩可以擴大視野和增加人生體驗。

　　馮侖還有個特別的愿望：寫一本叫《到歷史現場讀大歷史》的書，原因是他追求“通過很尖銳的刺激促進思考”，對所到之處蘊藏的歷史、人物、制度變遷等等文化信息，尤其感興趣。所以，斯大林時期赫赫有名的古拉格集中營、極左制度下越南民眾的偷渡生涯、戰火紛飛恐怖主義橫行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白沙瓦，還有宗教和軍事沖突糾結不清的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都成了他觀察和感受真實而殘酷的世界的場所。

　　馮侖相信，旅行的一大好處是，你看過了那么多的血腥和沖突后，對人和社會越來越了解，看到了各種文化的不同，最后將變得淡定，變得寬容，也變得膽大。

　　立志“走天下”的馮侖，始終不忘自己的“生意人”身份，同樣從江湖行走中吸取教訓，獲得營養。

　　有一年，馮侖一行人在戈壁灘上開車旅行，途中突然發現掉隊，前導的車輛不見了，茫茫戈壁，手機沒有信號，大家都感到害怕，只好停下來。為了節省汽油，司機把發動機關了，沒有空調，車里熱不可耐，司機又說不能開窗戶，開了更熱，車里的人更不能跑出去到外面曬著，只好都悶在車里等待接應。馮侖承認，那一刻才感覺到，沒有方向時的困難，比有方向時更令人恐懼。

　　幸好司機是當地人，富有經驗，找到了戈壁上較新的車轍，終于等來一輛大貨車經過，托人捎了張紙條出去，到能打電話的地方通知前導車回來救援，他們在苦苦煎熬中等了兩小時，才最后獲救。

　　馮侖體會到，做企業也一樣，當企業沒有方向時，比有方向但沒有把事情辦好更讓人恐懼，因為你不知道為什么企業就死掉了。

　　五年前，馮侖給《野蠻生長》所寫自序的標題是：“清清白白的湯唯干干凈凈地脫”。在他看來，對那位勇敢坦誠的女演員的種種非議，與民營企業所遭受的“原罪”審判一樣，皆屬不公平待遇。而30年間，新一代中國民營企業由“野蠻生長”到“理想豐滿”，自我完善固然重要，但它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外部政策與體制環境也必不可少，甚至是決定性的——歸根到底，這才是馮侖奔走呼號、孜孜以求的“高”處和“遠”處，也是民營企業未來應致力的重要方向。

　　長久以來，段子迭出、亦莊亦諧的馮侖在企業圈內扮演的角色，已類似趙本山之于央視春晚，馮小剛之于電影賀歲檔，大家對其出場亮相，總是充滿期待，不乏遐想。2012年之初，本山大叔與小剛兄弟忽然雙雙失約，幸好我們還有老馮，還有他面對骨感現實的豐滿理想。

　　馬連鵬對本文亦有貢獻
　　（來源：中國經營報　作者：譚洪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