餓了嗎？點個外賣。但塑料餐盒的壽命卻只有“一頓飯”的工夫。一邊是每年百億級的廢棄餐盒，一邊是終端的垃圾焚燒廠“撐破肚”。

“坐”上一段外賣小哥的車，便進入秩序井然的辦公場所或被擺到民居餐桌上，在一陣筷捅勺挖之后，沾滿油污的它們被毫無章法地拋入垃圾桶。這絕非外賣餐盒的全部旅程。

起于互聯網“召喚”而來的需求，外賣餐盒從化工原料開始的出走路線，一直和現實世界相關。基于在城市里點餐與送餐這一段交互人群最多的旅程，它帶火了上游的塑料企業；而對于下游，它們數量上幾何級數般增長，這兩三年以來，讓垃圾處理終點猝不及防。

因互聯網外賣平臺火爆而改變的，不止于都市白領們的用餐習慣，更考驗著社會共治能力和意識。日以繼夜地產生的廢棄餐盒，數量已以百億計。面對如此巨大的廢棄餐盒增量問題，以及剛剛掀起的“互聯網加重環境污染”的討論熱潮，社會各界陷入沉思。

近一個多月來，第一財經記者就外賣餐盒這一隨互聯網經濟而起的細分產業鏈條上下游追溯調查發現，環保爭論背后，是它作為與互聯網經濟伴生而火的產業業態，因其短暫而劇烈的變化，何去何從的問題。

從帶火上游產業開始出走

10月27日，河北省文安縣一家塑料制品廠車間內，一袋袋白色的塑料顆粒堆滿車間，對于目前主流的外賣餐盒而言，它們從這里開始出走。

車間內的白色塑料顆粒，在業內被稱為PP顆粒，學名為聚丙烯。與印象中塑料生產車間往往伴隨刺激性氣味不同，聚丙烯車間并沒有異味。只看見工人們先是將聚丙烯顆粒加熱，再使用真空設備，將加熱后的材料吸入模具內。

約半個小時后，打開模具，就能夠看見一個個冷卻后的餐盒。將它們碼疊起來，再按照一定數量規格，打包裝箱。

廠里的銷售負責人李國棟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雖然目前餐飲行業也有紙質和生物基材質餐盒，但數量遠低于聚丙烯材料制成的塑料餐盒。李國棟所在的工廠，生產塑料餐盒已有10余年歷史，發泡餐盒被禁用后，就開始生產聚丙烯餐盒。

“生產（塑料餐盒）廠家遍布各地，外賣火了，才讓這一行每個從業者多少都能賺一些。”李國棟說，工廠的塑料餐盒產量出現明顯變化，始于2015年。此前，工廠年均只生產約20萬個塑料餐盒，但到2017年已增至近80萬個，“兩年時間大概增長了3倍，但利潤率還是以前那樣”。

雖然以“餓了么”、“百度外賣”等為代表的外賣平臺，創立時點早于2015年，但從業績表現來看，2014年年底至2015年，正是它們開始火爆的時候。

資料顯示，創立于2008年的“餓了么”，到2014年時，其服務范圍已涵蓋全國近200個城市；2013年11月“美團外賣”出現，次年8月“百度外賣”APP開始運營。至2014年年底，前述主要三大外賣平臺格局初顯。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在今年初發布《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國網上外賣用戶規模已達2.09億人，年增長率83.7%，占網民比例達28.5%。

隨著外賣送餐平臺業務量的飛越，塑料餐盒使用數量更是暴漲。為什么資金雄厚的外賣平臺，不使用更為環保的紙質和生物基餐盒？

李國棟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說，由于中餐多湯多油，紙質餐盒極易浸透，不適合大量使用；生物基餐盒成本則高于塑料餐盒，三種餐盒類型相比，還是塑料餐盒更適合于外賣，用量飛漲也就成了必然。

另一個必然因素在于塑料餐盒的價格優勢。記者檢索相關商品供應平臺發現，以聚丙烯為材質的塑料餐盒，平均每個只需要0.35元，如果廠家進貨，李國棟說，價格最低能到0.15元/個；而可降解的紙質和生物基餐盒，價格平均是聚丙烯餐盒的2到4倍。

百億餐盒城市擴張版圖

因“涉及商業秘密”，各大外賣平臺并未正式完整公布過塑料餐盒使用量。經過記者多方了解，加之外賣平臺已披露的部分數據，以及行業數據綜合估算，不難發現，進入城市的外賣餐盒數量已超越百億級。

“餓了么”和“美團外賣”曾對外表示，寫字樓內的上班族和高校學生，是外賣的兩大主要消費群體。

在北京市海淀區五道口的高校聚集區，第一財經蹲點觀察統計發現，中午及晚上這兩個送餐時段，外賣小哥的送餐頻率最少有兩三次，最多的可達五六次，每次送的訂單量保持在3份左右，所送的餐食幾乎全部使用塑料餐盒。

北京朝陽區左家莊附近的靜安市場美食大排檔，聚集著近20個商家。記者觀測到，每個“飯點”，每個商家的訂單量保持在20份以上，最多的可達50份。以每一個訂單使用2個塑料餐盒計算，這處大排檔在每個“飯點”所使用的塑料餐盒即超過800個，最高時則會有超過2000個塑料餐盒被使用。

以2016年網上外賣用戶2.09億人的規模為基數，參照2016年的統計數據——每周消費3次以上的用戶比例達到63.3%，以每人每次僅使用1個塑料餐盒計算，每周僅消費3次以上的用戶就用掉了約3.97億個餐盒，這也相當于每年（52周）用掉190.51億個外賣餐盒。

“餓了么”的一位研究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稱，目前的各類數字是外賣所消耗的餐盒數量，除了外賣消耗，還有其他一些塑料餐盒的使用“無法統計”。比如，顧客就餐后將吃剩的食物打包帶走，每次使用的塑料餐盒少則2~3個，多的10個也有。僅這類消耗，可能也并不比外賣低多少。

“一燒了之”成本高昂

考察飯后被扔掉的塑料餐盒回收，更能體會到它對傳統行業的猛烈沖擊，垃圾回收與處理行業即首當其沖。

眾所周知的是，外賣餐盒的生命往往只有“一頓飯”的工夫，之后基本被當作垃圾對待。而相比于填埋和焚燒處理方式，業界曾有人提出，應對塑料餐盒進行回收和循環使用。

在北京市昌平區東小口鎮附近，多名從事廢品回收生意的老板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們一般不會回收用過的塑料餐盒，因為價格持續走低，相比于兩年前5000元/噸的價格，現在已降到了3000元/噸。

為什么不能像回收塑料礦泉水瓶那樣回收餐盒呢？“餐盒跟礦泉水瓶是兩碼事，想回收必須清洗，人工費就超過了往外賣的價格。”一名廢品回收老板說。

廢棄的外賣餐盒因此也只剩下降解和焚燒兩條出路。

然而，聚丙烯餐盒作為“純塑料制品”走不通降解之路。國家城市環境污染控制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彭應登分析說，可降解塑料制品不是純塑料，一般都添加了紙、淀粉等純天然材料，可降解的成分達60%以上，對環境的污染會小很多。

彭應登更表示，焚燒已經是比較好的選擇。這也與第一財經記者從北京、濟南、南京等幾個城市了解的情況相一致，目前針對用過的塑料餐盒的處理，一般是由垃圾處理廠進行焚燒。

南京師范大學化學與材料科學學院教授周寧琳指出，純的聚丙烯焚燒后并不產生有毒的二噁英。但是，目前的垃圾處理方式中，塑料制品與其他垃圾一同焚燒，其間會有含氯元素，二噁英就此產生。

據2017年3月22日中國人民大學發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社會成本評估報告》，目前北京運營著3座垃圾焚燒廠，另有8座處于規劃中。

報告對這11座垃圾焚燒廠進行生活垃圾焚燒的社會成本進行了評估，結果顯示，在“收集—運輸—轉運—焚燒—填埋”全過程中，社會成本已達2253元/噸。

上述報告亦披露，至2018年，11座垃圾焚燒廠將全部投入運行，年焚燒量達597.2萬噸，它的社會成本屆時將達到373.2億元/年。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張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