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行業，冬日釀變。

在北京，曾經有25家門店、堪稱外賣“祖師爺”的一品三笑快餐，已經僅剩三四家門店，并且不久后將到期關店。瘋狂崛起的互聯網外賣讓一品三笑迅速走向巔峰，又急速走向衰亡。

在濟南，元旦的前一周，郭新把經營兩年的餐飲店關掉了。臨走前，他說再也不想回到餐飲這個行業，外賣讓他沒有生意可做。郭新在當地的同行，一家水餃店老板，則開始在每單外賣里派發小卡片，希望繞過外賣平臺接單。

在南方，一些外賣商戶正關店離場，從顧客的外賣APP中消失。原因是，他們在美團外賣的傭金比例高達26%，已經無利可賺。

2019年元旦剛過，大批美團外賣商戶向燃次元反饋稱，在續簽新合同之后，美團外賣的平臺服務費再次提高，有地區甚至高達營業額的26%，這讓許多餐飲商家無利可賺，只能關店撤離。不愿認輸的商家則走上了自救道路，繞過平臺發放訂餐卡、提高外賣價格、推出組合式套餐，以及催生作坊式外賣。

一場由外賣平臺提高傭金引發的商戶大逃離，正在席卷而來。

美團外賣傭金上漲，最高占營業額26%

12月底的一天，在濟南經營水餃店的元昇（化名）突然接到一條手機短信，短信內容是一串網址，他本以為是條垃圾短信沒做處理。幾分鐘后，一名自稱是美團城市經理的男子給元昇打來電話：“剛剛給你發了一條美團的短信，你打開處理一下，如果不處理明天就不能用美團外賣了。”

元昇的水餃店從2016年開起來就一直是堂食加外賣的模式。最好的時候外賣能超過堂食，一天訂單量接近200單，僅外賣的營業額就4000元，這些收入主要由美團外賣貢獻；再加上堂食，他單店的日營業額七八千元。對于一家客單價在20元左右、店面不足100平米的水餃小店來說，這已經是十分可喜的生意了。

盡管現在外賣的訂單量大不如從前，但他也不敢怠慢。元昇點開短信網址，是一份電子合同，大意是上一份外賣合同到期，若繼續使用美團外賣的平臺服務就需要續簽。元昇點了同意，幾天后他打開外賣訂單系統才發現，平臺服務費詳情一欄列著菜品分成為21%，這比之前的20%又高了一個百分點。

“別看只是一個百分點，這可是我們的生死線。”元昇說。服務費率是按照營業額占比收取的，意味著他每賣出去100塊錢就得掏出21塊給平臺，然后再刨除食材、人工、房屋租金、活動補貼等等費用，最后基本上沒得掙。

而更讓他不解的是，平臺針對其訂單金額在21元以下的，每單最低傭金收取固定的4.5元，“我們的客單價本來就低，大約在20元。這樣一來我們每單的傭金折算后是23%左右。”

最開始入駐美團外賣平臺時，他看中了美團平臺的高客流量，“那時候平臺的服務費為18%，盡管也很高，但是能帶來訂單量，我們也有的賺。”

后來到2017年，他再次跟美團外賣續簽合同時，平臺服務費已經變為20%。“當時外賣訂單量已經開始下滑，一天能有100單左右，但也還好，能維持。”

而這一次伴隨著服務費再次上調至21%，他的外賣日訂單量已經跌落至幾十單，甚至少的時候只有十幾單。“做外賣的商戶越來越多，我們的訂單量持續下降。這么下去，沒法兒干。”

這一變化最終在元旦后達到輿論高潮。2019年1月3日，央視財經報道稱，廣西南寧多家餐飲商家下架網絡外賣，原因是美團外賣傭金上漲，商家已經付不起高額傭金。

美團一名城市經理王先生稱，這次傭金提價是公司統一政策，所有商戶在簽訂新一期合同后都會提價，一般合同期是一個自然年。濟南市場的美團外賣傭金有兩檔，針對美團外賣戰略合作商戶是16%，非戰略合作商戶是21%，“戰略合作是指僅與美團外賣合作，費率上優惠5%。”

在其他城市，傭金費率各有差異。在北京，美團外賣目前的戰略合作商戶傭金為14%左右，非戰略合作商戶的傭金為19%；在南方一些地區，有的城市傭金為22%，最高的地方為26%。

從事餐飲品牌策劃的李林虎對燃次元算了一筆賬，餐飲的毛利率是60%左右（除掉40%的食材成本），房租成本20%左右是正常的，人工成本占15%-20%，這樣下來純利潤也就25%左右。如果外賣傭金提高到20%以上，留給餐飲商戶的純利潤只有不足5%，甚至為0。

對于此次傭金上漲的原因，美團工作人員在回應中稱，提高傭金主要是因為公司運營成本以及人工費用增加，至于有商家退出平臺，一方面是由于店鋪轉讓以及合同到期，另外就是一些商家本身競爭力不強，退出是市場優勝劣汰的結果。

也有業內人士指出，美團外賣提價的原因或許是其上市后面臨著較大的業績壓力。根據美團2018年三季度財報，其第三季度營收191億元，期內未經調整的虧損額達到833億元，經調整凈虧損為24.6億元，同比增加了158%。美團第一大主營業務餐飲外賣業務占整體業務的比重已經由上年同期的62.5%下降到本期的58.6%。

生于外賣，死于外賣

就在美團外賣提高傭金幾天前，一件諷刺的事情發生了：比網絡外賣早生10年的外賣快餐店一品三笑陸續關店撤離。其衰落，正是拜網絡外賣沖擊所賜。

說起來，一品三笑算得上國內外賣的“祖師爺”。

2000年，24歲的北京人薛國巍從一家加盟的老家肉餅開始，踏足餐飲行業。在千篇一律的快餐市場，喜歡搞創新的薛國巍玩起另一套快餐模式——自創外賣渠道，通過電話訂餐，并建團隊配送外賣。其配送費為6元/單，不設起送價。

即使在繁華北京，這種新的快餐模式也十分稀奇，引來不少顧客嘗試，一度大受好評。

2006年，與老家肉餅加盟合同到期后，薛國巍在老家肉餅快餐的基礎上，加入米飯、小吃等品類，演化成一品三笑的快餐品牌。2010年，一品三笑將早就推出的外賣服務定名為“三笑送”，并形成該快餐店的一項特色服務。

憑借“三笑送”，一品三笑迅速在北京餐飲界打開知名度。員工徐麗（化名）記得，當時很多在寫字樓上班的白領，特別喜歡“三笑送”的訂餐服務，有時候外賣甚至比堂食還紅火。

2013年，第三方網絡外賣平臺剛剛出現。彼時的外賣平臺，充斥著各種小作坊店，很少有正規快餐店入駐。在外賣上已經自建配送團隊的一品三笑，對互聯網外賣平臺更是心存疑慮。時任一品三笑市場部總監的李大朋曾在公開資料中稱，“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外賣渠道，覺得互聯網外賣需求并不大。”

徐麗還記得當時的轉變：“一開始我們沒上餓了么、美團的外賣，后來感覺品牌快餐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甚至每天的生意還不如那些上線外賣平臺的小作坊。”

這種現象使一些大膽的一品三笑線下門店嘗試加入餓了么平臺。沒想到一些瀕臨虧損的門店，在上線餓了么外賣后短短半年便營業額大幅度提升。

2015年，一品三笑以品牌名義整體入駐餓了么等外賣平臺。

徐麗稱，初上第三方外賣平臺，平臺給予了各種滿減、優惠的補貼，“ 什么滿40減20，大額優惠券，叫外賣比在店里吃都劃算。效果特別好，上線沒多長時間，我們的訂單就明顯感覺增加了。我們這邊靠著兩個商場，周圍住宅又多，有時候中午的備餐不到兩個小時就賣完了，得臨時現做。”

李大朋在一次采訪中稱，2015年上半年入駐餓了么的一品三笑，在同年下半年就迎來了“門店平均營業額較加入前增長了20%、中等以上門店日均外送營業額都在萬元以上，最高能達3萬元”的業績。

嘗到甜頭的一品三笑又加入百度外賣、美團外賣。到2016年，第三方平臺的外賣業務在一品三笑的業務占比從30%上升到了50%，一品三笑在北京的門店更開到了25家。

2016年底，一品三笑的外賣已經全部轉到第三方外賣平臺，自有的“三笑送”也因為配送成本太高干脆關掉。與此同時，隨著外賣市場的成熟，外賣的優惠補貼逐漸由平臺轉移到商家承擔，外賣平臺的傭金分成逐漸升高。這導致外賣餐飲的成本越來越高。

內憂的同時，外患也出現了。也是這一年，周邊寫字樓進行整治，一些公司撤出，就餐客源量出現明顯下滑，外賣的訂單量也開始下滑。“感覺老板做得越來越吃力，每次開會就說又虧損了，不掙錢，然后就開始關店。”徐麗說。

就在跟燃次元談話的間隙，120多平米的店面里，僅有4名就餐的顧客，后廚的工作人員已經開始閑著玩手機了。“我們這個店快到租期了，到期店面就不續租了。現在正在撤離，餐品也不全了，只有零散幾種。”徐麗說。此時剛過晚上七點，店外的商場還人來人往。

這只是一個縮影。

實際上在2018年年底，一品三笑接連傳出關店消息，其官網顯示的25家門店已經縮減至14家，11家門店或直接關停或轉租或與其他餐飲品牌聯營。

2019年1月9日，燃次元撥打一品三笑辦公電話，一名工作人員稱一品三笑已經解散了，“整個辦公室都沒人了，就我一人在盯電話。”她稱，報道中所說的還有14家經營門店的說法不準確，實際經營的只剩三四家了，“有些房租還沒到期的店還在經營，到期后就都關了；有的是跟別人合作經營，其實也就相當于轉讓了。”

對于如今的現狀，她稱“我覺得跟外賣有一定的關系”。“當初網絡外賣各種打折，把實體店搞垮了；現在打折力度一降，就沒人買了。”

如今，徐麗已經沒有什么工作需要做了，“這個店每天100單外賣，卻有20多店員，一半是從其他店安置過來的。我也是其中之一，因為我們店關了，公司把我安置到這個店，等待下一步處理。”

她準備年后拿到工資就離開，“以后不想做餐飲了，太不穩定。”

最開始玩外賣的餐飲店，倒在了網絡外賣的鐵蹄下。

美團點評研究院發布的一份《中國餐飲報告2018》顯示，2017年有285萬家餐廳倒閉，占到開店數的91.6%。而在市場寒冬的2018年，這個數據還在上升：僅在2018上半年，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平均每個月10%的餐廳倒閉；全國餐飲業只有20%的餐廳賺錢。

而與此同時，中國在線外賣的市場規模則從2013年的500億左右發展到2017年的3000億。2017年我國餐飲的市場規模為39644億元，在線外賣已占其7.5%。

商戶和外賣平臺，再也不是“一家人”

經營了十多年餐飲生意的王欣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迷茫。

她在北京四環附近經營著一家品牌連鎖餐廳，主打營養粥。盡管生意還算紅火，但是沉重的擔子仍讓她喘不過氣來。“別看著這地兒不大，不到200平米，但是這里處在商業區，一個月光租金就10萬元。”王欣說。

按照前述的餐飲行業成本占比，房租占整個餐飲營業額的20%左右，這就意味著，在這不足200平米的粥鋪里，一個月至少要達到40萬元的營業額，才能保證不虧本，如果想盈利，就要把每月營業額提到50萬元。這就意味著每天的營業額超過1.6萬元，對于一個主打營養粥的餐飲店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營業壓力。

王欣的門店也是在2015年上架餓了么、美團等外賣平臺。跟其他餐廳一樣，巨大的滿減和優惠力度，短時間讓王欣的粥餐廳生意頗為紅火。“好的時候，一天店里的外賣能達到二三百單，光外賣的營業額就八九千元。”

那時候，她跟各家外賣都相處得不錯。“每次人家配送員來，我心里就想他們是給我們帶來營業額的，我覺得跟一家人似的。有時候我們吃員工餐，還招呼他們一起過來吃，畢竟對他們來說得花錢買著吃，對我們來說也就多一雙筷子。”

此后隨著外賣平臺的各種優惠由平臺轉移到商家承擔，再加上平臺逐漸提高了服務費傭金，外賣日訂單量也下滑了一半，外賣的盈利空間越來越窄，王欣對外賣的態度越來越冷淡了。

她還記得，有一次她實在忍無可忍，投訴了美團外賣的配送員。那天店里比較忙，一個美團的配送員呼啦把門推開就不管了，一陣冷風吹到店里，客人都在抱怨，配送員卻跟沒事兒人似的，還是店員看不下去了過去把門關上。“當時我們一個新來的18歲小姑娘在這里兼職做打包員，小孩手生，有個餐包打了好幾次都沒系上，結果這個配送員就在店里大聲吼這個小姑娘，姑娘眼淚一下子就出來了。”王欣說。

“因為我給店員規定，不論什么原因，店員如果在店里跟顧客吼或者吵架，直接罰款500元。”王欣說。被吼了的小姑娘也不敢說話，在心里委屈。后來王欣就告訴小姑娘，直接給美團平臺打電話投訴。這是王欣第一次發火。

后來，王欣再也沒有招呼過外賣的配送員一起吃員工餐。

“現在我們店里上了美團和餓了么的外賣，每天的外賣訂餐量在100單左右，美團外賣的平臺抽成比例為19%。算下來我們100塊錢的外賣只賺5塊錢，一單也就掙一塊錢。”王欣說。

即使利潤已經薄到這樣，王欣還是沒打算下架外賣業務。“我們已經被外賣綁架了，堂食的客流量越來越少，再怎么不濟，外賣平臺還能給我們引流量。另外人員、店面都是固定的成本，一塊錢也是收入，如果哪天外賣生意好一點還能補貼一些堂食的成本。”王欣說。

“前幾天我還跟總店的老板聊，現在我們店的外賣傭金沒有漲，如果再漲的話真就沒法兒干了，我們肯定就下架美團外賣。”王欣說。

同樣被外賣“綁架”的金百萬，則有著另外一個故事。

金百萬是一家有著20多年歷史的大型餐飲連鎖集團，靠著“98的質量，38的價格”的特色烤鴨，在京城快速走紅。2015年其營收規模達到3.24億元，凈利潤超過3600萬元。也是在這一年金百萬開始籌劃上新三板，并于2017年5月正式完成新三板掛牌，一度被譽為新三板“烤鴨第一股”。

金百萬一外賣負責人稱，在2015年入駐外賣平臺，其外賣業務出現爆發式增長。2016年，其外賣日訂單量頂峰時超過2萬單，北京有50多家門店，平均一家門店的日訂單在400-500單之間。外賣的收入已占其總收入的40%左右。

隨著外賣占比的提升，金百萬逐漸給顧客留下了外賣餐廳的印象。據金百萬2017年年度報告顯示，自2012年，金百萬開始轉型升級發力線上業務。截至2018年4月24日，金百萬以特許加盟的方式推廣的線上網絡餐廳在北京已達300余家，外賣業務的流水已接近餐飲門店總收入的40%。據了解，該模式中金百萬負責線上運營服務和部分產品的輸出，合作餐飲門店按照要求進行生產。外賣利潤全部歸合作餐飲門店，金百萬靠整合供應鏈和流量來盈利。

全力轉型外賣后的金百萬，公司盈利未見好轉，反而每況愈下。2015年其營收為3.24億元，凈利潤為4500萬元；2016年其營收下滑至2.97億元，凈利潤為4600萬元；2017年其營收更是減少為2.67億元，凈利潤減少至2200萬元。而到了2018年，金百萬直接因無法披露其半年報，公司股票存在被終止掛牌的風險。

外賣加價50%，顧客成“替罪羊”

為了求生，一些依賴外賣平臺的餐飲店已經開始尋找出路。

“羊毛出在羊身上，平臺傭金提高了，自然要把成本轉嫁給顧客。”外賣代運營公司觀粟科技創始人孫燦冰說。

實際上在外賣成本上升的同時，加價已經是餐飲外賣公開的秘密了。

早在2017年外賣平臺將各種滿減優惠轉嫁給商家承擔后，元昇就考慮怎么來彌補這一部分成本。“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提高餐品訂單的價格，把成本轉嫁給顧客。”

一份普通的水餃，在店內堂食定價10元；而到了元昇的美團外賣頁面，這份水餃標價變成了15元。一份羊肉水餃在店內標價22元，在元昇的美團外賣頁面也標價到35元。

即使這樣，還不掙錢。在元昇的賬單上，這份15元的水餃加2元餐盒費共計17元，在此基礎上商家墊付0.75元的優惠，最后顧客實際支付的費用為19.25元（17元-0.75元+3元配送費）。美團外賣平臺在這筆訂單中收取的服務費為4.5元（菜品分成為21%，最低為4.5元），最后到元昇手里的，只有11.75元。“我們客單價在20元左右，這樣算下來平臺在我們每單外賣中的分成比例為22.5%。”元昇說。

即使這樣，還沒算另外一些隱性的外賣成本。

為了提高外賣平臺頁面的客流量，元昇還需要在美團平臺做一個“點金推廣”，這相當于一個“點擊量推廣”，每一個點擊量就扣除1.5-2.5元，僅此一項他每天至少要花掉50元；此外平臺還推出“攬客寶”，即面對顧客的“滿30元減6元的優惠券”，這一項他一天也要消耗30元；此外還有“搜索推廣”，即針對顧客在搜索餐品時推薦店鋪的費用，每天的預算為20元。整個下來，他每天在一家外賣平臺的推廣費就需要100元。

這樣算下來，他每單外賣還要刨除2元左右的廣告推廣費，“合著這一單外賣顧客付了19塊錢，但到我手里的只有9.5元，比堂食10元的價格還低，我們純給平臺打工了。”元昇說。

因為是加盟店，元昇家水餃店的價格多少還會受到總店的控制，不能無節制地加價。

王欣同樣也會針對外賣的單品價格進行小幅度的提升，“一般是比堂食貴個兩三塊，也不能貴得太離譜，受總部管著。”

另一家港式風味的快餐店老板吳金則采取了一種頗為精明的方式。“我們店的外賣在幾天前也被通知提高了傭金，盡管賺得少了，但總歸還是有的賺。”吳金說。他的快餐店只上了美團一家外賣平臺，所以享受著比其他快餐店更低抽成的戰略合作價，每單抽成16%。

“我們現在的策略，是推套餐，減少利潤低的單品。比如有的菜品利潤低，有的菜品利潤高，我們把低的和高的組合起來，這樣就適當提高了利潤，抽成變化對我們影響就不會太大。”吳金稱。

如果是純個體餐飲經營者，沒有這樣的約束，就會把這些成本轉到顧客身上。燃次元在北京草房附近看到一家主做外賣的快餐店，盡管只有約30平米的后廚和儲藏間，沒有店面，但絲毫不影響其生意的火爆。

“別看我們這地兒小，生意好，一天二三百單外賣。”店老板稱。

在這家小店鋪的四周，是號稱“3萬北漂的蜂巢”——像素小區。此外周邊還分布著金隅麗景園和住欣家園等小區，還有一所職業高中。整個人流加起來，超過5萬。

“這么多人，很多都是打工的，平時不做飯，就靠訂外賣。”店老板說。對于沒有店面、主要靠外賣的他來說，外賣平臺漲傭金絲毫不影響他做生意，“外賣肯定有人買，平臺給我們漲了抽成，我們再把這部分加到單價里，我們的收入不會受影響。”

“小趨勢”的寵幸兒

當然，也有傳統餐飲店，借助網絡外賣的大趨勢，鳳凰涅槃。

幾天前羅振宇關于“小趨勢”的那段理論，就把南城香這家品牌餐飲店帶火了。

劇情總是驚奇地相似：經歷過艱苦創業的南城香，一直默默無聞做夜市燒烤，甚至一度在2013年的餐飲寒冬里業績下滑50%多，幾乎讓創始人一夜愁白了頭。

忽然有一天，外賣崛起，南城香創始人汪國玉一股腦地將餐飲“上線”。用羅振宇的話說——我直接告訴你結果吧，因為外賣這個趨勢汪國玉把握住了，到今年（2018年），汪國玉的南城香每天光外賣就有2.5萬單，一年的流水近6個億。

南城香活成了“小趨勢”里的寵幸兒。

在對南城香爆火后的分析中，李林虎稱，南城香本身有著20多年的歷史，堂食的業態比較好，“他們在北京市餐飲市場屬于悶頭掙錢的那種，在外賣平臺上的很多品類都是銷售冠軍”。原因之一是產品結構好，餛飩、蓋飯、串兒，產品設計搭配得非常合理；另外當他們在外賣上做出了成績、有了利潤空間，就可以跟平臺要排名、要補助，要低的扣點。“店鋪一直滿40減20，就能帶來大流量，反過來平臺也能給予一些政策。”

像這樣在外賣大趨勢中蝶變的并非孤例。2018年6月，一家做便當的個體餐廳找到做外賣代運營的孫燦冰。這家便當店遇到了一個致命的問題：經營一年，線下已經幾乎沒有生意，而線上生意也不盡如人意，一天的訂單數量甚至是個位數。“當時眼看著做不下去了，每天都是虧損。”

然而3個月后，這家店突然“開竅了”，到了10月，店里日訂單量就接近300單，日營業額近萬元。

孫燦冰給這家店鋪開出了很多藥方，包括設計自己的品牌Logo，優化產品結構，讓產品搭配起來更吸引顧客。“外賣和線下店的運營模式有著天壤之別，如果一名用戶在40秒內還沒在你的外賣頁面下單，這個客戶大概率就會流失掉。”孫燦冰說。

“外賣跟其他餐飲的最大區別是，它的第一追求不是好吃，而是方便、快。”孫燦冰說。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把成本壓低、把效率提升才是正確的事。因此越來越多外賣餐廳引入機器炒鍋、機器配餐，這樣一來就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

李林虎把外賣稱作是一把雙刃劍。“餐飲每年的死亡率在50%以上，就好比外賣，你不上別人也會上。就算一些餐廳的外賣是雞肋，有時候平臺也能給它帶來一定的曝光度。”他說。而這，要看你怎么去設計產品，你的品類適不適合做，你的產品適不適合做，“平臺提高傭金分成是必然的趨勢，他們肯定會考慮掉誰能留下，誰會被淘汰掉”。

根據美團點評研究院的數據，2017年在線訂餐用戶規模將達到3億人，同比增長18%。同樣在2017年，美團外賣的在線商家已超270萬，在整體餐飲商家數量中占比32%。

未來，隨著三四線城市的潛力釋放，外賣的趨勢會進一步加劇。

叫外賣正成為一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已經成為餐飲店必須要面對的挑戰。“我們在做外賣代運營的時候就發現，外賣已經成為除在家做飯、飯店堂食之外的第三種就餐方式，而且規模還在增長。現在餐飲的迭代周期已經非常短了，我身邊就有很多餐館跟不上外賣的節奏倒閉了，而有一些餐館靠著外賣半年就把營業額提高了10倍。”孫燦冰說。

逃離外賣

和這些寵幸兒相比，一些人選擇離開外賣行業，或者逃避外賣平臺。

濟南的郭新在一周前關掉了其位于二環路上的一家餐館。2年前他以每年15萬的價格承包下這家餐館，并做起魯菜生意。

因為守著二環路，人流量大，再加上外賣的大火，他店里的生意日進斗金，一度想著開分店。“那時候一天的營業額在1萬元左右，比一些品牌的餐飲店都好。”郭新說。

可到了后來，因為道路施工，門前已經沒有什么車流量。就連紅火的外賣也因為菜品樣式單一、補貼減少而訂單大量下滑，“后來一天也就三五單，有時候我自己都懶得送了，心累了。”

苦撐了兩個多月，郭新決定關掉店面，離開餐飲行業。“以后再說吧，或者找份安穩的工作，或者干點別的生意。”他說。

盡管生意也不好，但元昇沒有打算離開餐飲行業。“從去年（2018年）開始，我就琢磨著怎么繞開外賣平臺，后來只要有人訂餐，我就在餐盒里放一張訂餐卡，告訴他們關注我們店的公眾號，訂餐比外賣平臺優惠。這樣繞過平臺訂餐，還能省下一部分成本。”除此之外，他還在周邊各個小區居民樓發放自家飯店的傳單，讓有需求的用戶電話訂餐。

“效果不是很好，只有一些老主顧會打電話過來訂餐。”元昇說。不過，他決定堅持這個做法，“我不想被平臺綁架了。”

王欣也采取了這一方法，他們的餐盒上印著自家餐廳的微信公眾號，公眾號上可以看菜單、訂餐，不過幾乎沒有什么量。

王欣說，在餐盒上放自家餐廳的微信公眾號和訂餐方式確實想引一部分流，但是現在看這種方式行不通，“沒有誰會一直吃一份粥，都是在外賣平臺上看誰優惠大點誰家的。”

眼看外賣平臺傭金一路上漲，外賣利潤越來越薄。她還是那句話，“真到了沒法兒做的那天，我們肯定就下架。”

除了商家，一些送餐員也心生倦意。

4年前從河北老家只身跑到北京的老周，第一份工作就是外賣配送員。“一開始在百度外賣，后來又去了餓了么，現在美團、餓了么的單都接。”老周說。

在跟燃次元聊天時，他正坐在一家餐廳內玩著手機。此時下午四點半。在餐廳的另一角，坐了一排身著黃色外賣服的配送員，有的玩起手機，有的趴在桌子上休息。

“以前這個點兒，哪有這么閑。”老周說。2016年，他一天送80多單，從早上10點一直到夜里兩點。每個月的收入都在1萬元以上。“那時候有個別配送員，一個月拿到兩萬七，生意多好啊。”

現在，好的時候他一天能跑50多單，通常在40多單，一個月收入8000元左右。一個月光房租、吃飯、各種開銷要花去4000多，這已經很節省了。“送外賣太累，每天在大街上跑又不安全，我打算過了年拿錢就走，回老家做個小買賣，去廠子里打工也就這樣吧。”老周說。

在他住的合租房里，6個人中4人是外賣配送員。“已經有3個都打算過年就不再回來了。有一個打算去學車，另外兩個不知道要干啥去。”老周說。

離開后，他們的工作正在被機器取代。在2019年1月8日舉辦的第52屆國際消費性電子展(以下簡稱“CES”)上，美團展示了它的無人配送、智慧餐廳等新科技產品。美團高級副總裁王莆中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當這種新型無人配送工具發展成熟，樂觀來看一筆訂單會提升 20～30％ 的人力效率，“它跟人比最大的優勢是更穩定。長期來看，配送服務仍會是人與機器一起合作的模式。”

這是一個無奈的結局：曾經把美團推上外賣第一平臺寶座的功臣們，因為無法跟上智能時代的節奏，以及美團想要盈利的心態，正一一撤離。

（來源：燃次元 劉景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