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打假20年，每次出現在媒體鏡頭前的王海，總是戴副墨鏡。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王海有意讓自己離開打假舞臺中央，“保持點神秘感，挺好。”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2005年2月28日，戴著一副標志性墨鏡的王海現身西安某酒店召開新聞發布會。圖/CFP

王海 42歲，山東青島人。1995年3月，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廈買了兩副索尼耳機，他意識到這可能是假貨，緊接著又買了10副，依據《消法》第49條提出了雙倍賠償的要求，被稱為打假第一人。現任和諧社區發展中心理事、王海熱線消費者權益保護項目負責人、北京大海商務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1995年，戴上墨鏡的王海出現在媒體的鏡頭前。直到今天，他仍然在維權打假的第一線。這20年，王海本人和中國的打假維權境況都遭遇了哪些變化，有哪些爭議和尷尬，祛除很多人固有印象中非黑即白的底色，我們試圖為你還原一個真實的王海和職業打假人。

他不再站在舞臺的中心。

打假人王海的光環被一個群體所取代。

這是一個沒有門檻的行業。“魚龍混雜”，王海說黑社會、大學生、律師等等誰都可以加入。

而王海，覺得正是自己的示范意義，給行業豎起了標桿。

二十年過去了，他需要面對這個群體的低價競爭。也需要適應這個時代給打假帶來的變化。

他厭倦了別人給他戴的各種帽子。

王海更愿意用交易和成本論來描述自己的打假生涯。

最多的一次打假賺過幾百萬，是一筆好交易。

推掉造假企業光環，又賺錢，又有趣，還能受到肯定。劃算。

他給自己定了30萬的打假起步價，為什么不呢？他說公司成本很高。

王海說，打假從來和正義無關，賺了錢才能更高尚。

“王老板”巨款買假貨

王海沒有看央視3·15晚會。

3月15日晚9點，北京南站候車室，他正準備登上開往天津的動車。天津打假分公司和物業公司的生意需要他打理。

如今的王海，已不再是單兵作戰的“打假英雄”，很多人愛叫他王老板。

王老板有四個職業打假公司，分別設在北京、天津、南京、深圳。

公司主營三種業務，幫消費者維權打假；知假買假；受雇于企業，替企業打假。第三種，是他生意的重頭，占到整個業務的三分之一多。

他的打假團隊共有30多人，去年業績不錯，王海說，一共打掉一千一百多宗（假冒偽劣商品案件）。照此計算，平均每人每月要打掉3宗案件。

王海沒有說這個數字是怎么完成的，他拿出了手機，向記者展示一張銀行卡的交易記錄。“這張卡是專門用來買假貨的。”

手機里顯示，去年購買假貨一共消費1444筆，消費額為2025199.85元。“買了202萬假貨，賺了400多萬。”

他賺錢的方式是索賠，上面的數字并不是全部。近日，他曾對媒體公開，“去年的打假成本在400萬左右，總索賠額理論上應該有1000萬。”

有些錢還在賠付的路上。王海說，去年，他在長春買了40多萬的“問題（進口）牛肉”，計劃索賠400萬。

“今年打算再買1000萬的假貨。”去年《新消法》出臺后，消費者獲賠償數額增多，王海打算加大投資。

王老板已經不需要再沖在打假第一線，“我去現場，沒戲，一拿出身份證，人家一看王海倆字，不就露餡了？”

但個別案件，他會親自介入。

前幾天，王海就去了江蘇某著名村莊調查。“這個村全國聞名，有代表性，得去。”

“打大老虎，是順應時代”

和假貨打了20年交道，王海越來越精明。

他把公司業務重點放在打擊大企業上，“打大老虎，這是順應時代”。

他曾發文質疑耐克的雙重標準，一個月后，北京市工商局針對耐克的“雙重標準”開出罰單，487萬元。

“他們也會入鄉隨俗”。王海認為大企業的欺詐，是消費者弱勢地位的反映。

但“打虎”行動并不是每次都成功。

據新京報記者不完全統計，1996年至2011年，僅媒體公布的信息，王海就有11起案子敗訴。其中面對的不乏中國移動、可口可樂、廣州寶潔等企業。

電商的發展也改變了他的打假生態。最近幾年王海逐漸讓公司加強電商平臺的打假比重。去年所打擊的假冒偽劣涉嫌欺詐的案例中，三分之一來自電商。

電商，他同樣喜歡去調查有一定經濟實力的企業。

他善于用數據去篩選和定位。

比如面膜，王海讓工作人員先在網上海選面膜。通過數據對比，淘汰年銷售額低于3000萬的。剩下的，統計是否在電視或網絡上打超過十次廣告，是否有足夠的賠償能力。鎖定之后，重點打擊。

“當騙子越來越容易了”，現在通過朋友圈和QQ群，騙子很快可以收回成本。

王海打假同樣在衡量成本與收益。

他慢慢變得溫和，越來越愿意和政府合作。職業打假人王全忠說他覺得王海和其他人不一樣，愿意參與政府的活動和研討會。

以前的王海，脾氣沖，他的“假想敵”，不光是假貨和造假企業，還有一些政府部門。

有一次在成都，王海舉報一種假藥，無論怎么說，藥監局的工作人員就是不受理。

王海指著人家鼻子罵，還要動手打。

當時他想的是“行使一個公民的批評權”，“作為了，要給我你作為的依據。不作為，也要給我依據。”

“后來把領導給鬧來了，當時就受理了。”說到這兒，王海還強調，當時他們也不知道我是誰，我也沒有仰仗我王海的名氣。

他把這些稱為過去：“過去一直是這樣的人。”理直氣壯。

吳廣福認識王海17年，原在深圳法制報當記者的他，見證了王海的年輕氣盛，那時聊天，王海嘴里總蹦出“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這些字眼。

現在的王海，打假的事兒，你問一句他答一句，不再侃侃而談。聚會時，喝二三兩白酒，就不再喝了。“低調、謙虛、說話小心翼翼。”

3月11日，談到現在對政府部門的看法時，王海放緩了語速：“從對抗，到合作，從不了解到了解，從不支持到支持。”

前年，他關了投資12年的打假網站。

網站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還在名字后面加上了頗具偵探味道的“007”。

“網站瀏覽量走低，空耗人力財力。”王海計算著成本。

仍然保留的是傳統的熱線模式。在北京大海商務顧問有限公司，8名工作人員去年接到了1200個咨詢和提供線索的電話。

王海強調，打假線索不都來自于熱線，更多的是靠他業內的資源，客戶傳客戶。

退出舞臺中央

這些年，職業打假人已經成為一個行業。不再像20年前，王海就是打假的代名詞。

“想當年，王海現象，那是不得了的。”武高漢回憶。

武高漢是中國消費者協會原副秘書長，20年前，當王海作為“打假第一人”出現在公眾視野之后，當時全國有3000多份報紙，沒有哪家報紙、哪家電視臺沒參與報道的，“當年討論的深度和廣度，幾十年來都罕見。”

武高漢特意把王海請到中消協，集體討論“王海現象”。

參與過王海打假報道的一位記者回憶，經常是，王海剛到一個打假現場，立刻有二三十家媒體蜂擁而至。

“現在，王海根本排不上號。”武高漢說，去年，北京朝陽法院受理的消費者糾紛案有數百件，其中只有一件是律師起訴，剩余的都是職業打假人起訴的，其中一個職業打假人的上訴就達到92件。“跟這個人相比，王海早就不行了。”

王海對自己的定位是打假人的老師。但他的權威性也受到了很多職業打假人的挑戰。

北京職業打假人劉詠（化名）與王海打過幾次交道。“他只是個時代的幸運兒，如果他不出現，也一定有李海、張海出現。”劉詠說。

劉詠翻閱了王海的一些打假案宗，“發現他打假的魄力不夠，有時候點到為止。”

“你敢說第一個出名的，就一定是最優秀的？”劉詠反問。

王海也明顯感覺到，互聯網時代的來臨，湮沒、分解了他“第一人”、“斗士”、“英雄”的標簽。

他堅持在微博、博客里發布一些打假案例及打假進程，截至3月16日19時40分，他的微博粉絲共64051人，連“中V”都很難算上；3月12日，他在博客里連續發布四條關于“廠商制造不合格汽車，申請召回”的信息，發出48小時，累積評論數為“1”。

7年前，王海自籌經費，去清華、北大等高校開展消費者權益法的講座，讓他失望的是，“很多法學院學生根本不關注他的講座，更在乎去上市公司賺錢。”

新京報記者隨機詢問14名“80、90后”，只有兩人知道王海；“王海007”的熱線電話，也從之前的每天十幾個，減到現在的每天三五個。

自己的關注度降低，王海覺得很正常，“打假人常態化了，也就不是新聞了，公眾會有審美疲勞。互聯網時代消費者有更多的維權渠道，主動性也比以前強很多。”

王海有意讓自己離開舞臺中央。“我對當一個核心人物沒有興趣，保持點神秘感，挺好。”

他始終不肯說出自己公司的位置，即便是新京報記者找到王海的公司，訓練有素的公司員工也會下逐客令，“沒有王總同意，我們不便接受采訪”。

職業打假人王全忠說，王海與朋友交往，表現得很謹慎，從來沒有帶哪個朋友去家里。“似乎始終包裹著一層堅硬的殼。”

但王全忠記得，一次王海向他們感慨，“朋友滿天下，知己有幾人？”

“打假起步價”30萬元

王海在微博的自我簡介里寫著：一個清道夫，以賺錢為手段，以打假為目的。

很多人質疑，是不是把話說反了。現在的王海，應該是“以打假為手段，以賺錢為目的。”

王海承認會向所打假企業索要賠償，他說，打假與正義沒什么關系，其實是一場商業交易，并且是公平交易。

在王海看來，人類社會是靠交易來生活的。同樣，案子的庭外和解，也是交易。

去年，新消法規定，遇到假冒偽劣，消費者可獲三倍賠償。但王海的商業化運作有時候可索賠萬倍。

索賠的過程是種心理戰。

王海說，（造假）企業生產的商品賣十塊錢，掌握證據后，也可以索賠十萬元，“打假中要想得到更多錢，得拿出事實、數據、案例，讓對方認為這種交易是劃算的。”

前提是充分的信息和證據。他舉例，比如，牛奶改日期。工人（臥底）已經在你的生產線上上班了。為什么改，怎么做，證據搜集得很詳實，這些信息都掌握的。

“如果同行業間，A企業掏錢讓你去打B企業，你愿意充當這個槍手？”

“當然，這是行業自律，只要它（這件事）有正當性。”王海說。

但正當性不代表正義，王海說，打假與正義無關。“這個才是正常的社會，別去標榜你多崇高和正義，那是騙人的。”

每天都在想著維權的王海，給公司定了30萬元的“打假起步價”。他覺得自己的公司成本高，“和警方也有很多合作”。

對于不賺錢的活兒，王海提不起興趣，“為了幾百幾千元去做一個案子，沒必要接。”

拿到高額賠償后，王海坦言，利益受損的企業可能變本加厲地生產假冒偽劣，但“我沒有義務繼續管下去”。

“拿到了賠償，就放縱了假貨？”

“我可以告訴其他職業打假人繼續去打嘛，獲利分我一半。”王海笑了。

“我不賺錢，哪來的錢去打假？與我們這些職業打假人相比，假貨和欺詐對消費者的危害更大吧。”王海說。

死亡事件后的風險管理

打假二十年，王海小心翼翼。

他說自己從未被打過。有人、有企業恨，但他有自己的一套風險管理系統。

一個死亡事件，讓王海經常把規避風險幾個字提在口頭上。

死者叫黃立榮，是位律師。據媒體報道，他生前受雇于一家商務顧問有限公司，這也是家打假公司。

2003年12月13日下午，黃立榮坐在車里，用望遠鏡和照相機對紫禁城國醫館監視拍照，被對方發現，有幾個人沖過來抄起鋼管、掃把和木板，暴打黃立榮。

10根肋骨骨折、肝臟破裂。黃立榮被白布包裹，由一輛沒有牌照的黑色佳美轎車載著，棄于北京醫院附近的街頭。

黃立榮是北京首位在偷拍活動中死于非命的民間調查員。

王海回憶，那之前，黃立榮去他公司應聘，但沒被錄用。恰巧在公司，一個客戶找王海調查一家醫療企業，王海沒有接手，“黃立榮在旁邊聽到了，他悄悄追出去，接了這個案子。”

“如果因為打假失去了生命，那事業也就沒有價值。”王海說，當時公司有200多名調查員，那件事之后，他把人員精減到30多人，把調查員分成幾個組，每組5到8人。

調查員中有很多是律師。招聘時，帥的丑的都不要，就要長得平庸的。長得太有特點了咋能做臥底，大眾臉才能“扮豬吃老虎”。外表憨厚老實、內心聰明機敏是首選。

他還制定檢查清單和執行任務的風險防范清單，要求調查員保持通訊暢通，“如果臥底時被識破，要學會怎么避險。”

有時臥底調查，就像電影里演的一樣，“調查員之間都互不認識，各司其職，執行同一個案件時，不容易暴露。”

打假的時候，他會看對方的氣勢。在深圳，他曾經幫別人成立業委會，每次去都會帶幾個陸戰隊員。“這很必要，也很正當”。

他對自己也保護有加。墨鏡，就是跟了他20年的“護身符”。

央視前名嘴王志主持《面對面》時，讓他摘掉，他不摘。“這是風險管理。”

3月11日，面對記者的相機，王海條件反射般地摘下日常戴的近視鏡，從兜里掏出一副鑲著金邊的圓框眼鏡，金色鏡片把王海的眼睛完全隱藏，清晰地映著眼前人的模樣。

（新京報記者 申志民 實習生 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