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美好商業評論

采訪/劍峰

編輯/楊晉

聞中引言 

這是“美好商業評論”的第一次訪談，時間是6月下旬，地點在杭州南部的一座賓館，訪談人是潘劍峰主編，整個對話內容，由楊晉編輯。

我們談到了一個關鍵現象：進化論與科學的出現，帶來的近世人們觀念世界的急速變化；彼時，達爾文的進化論絲毫不亞于黑格爾的哲學在歐洲乃至在全世界傳播而帶來的巨大影響力。

我當日說道，首先受到近代科學挑戰而摧枯拉朽的是宗教。其實，講到這一點時，我們是需要一些解釋的。因為宗教的外部基礎是神話，宗教的內部基礎是性靈。而這兩者都非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可以保證與論證的，它純屬人的個體性而發生，故宗教影響人類最深而又受到挑戰最大。

當然，宗教既屬于人類的性靈之秘，故而只要人性問題而引發的困惑未曾徹底解決，那宗教就是人類之必然，是人性之所需，無論過去還是未來。但是，這就特別需要大思想家出現，需要一些新知識與新思想來重新闡明，或進行發問，這其實是挽救宗教，而非摧垮宗教，它往往會是一個新時代的宗教演繹。

譬如，在尼基拉南達尊者所撰寫的《愛與勇氣》一書中，我們會看到這樣的一幕：即喜馬拉雅山中出來的辨喜，深受美國知識人的歡迎。為什么？答案在于，因為當時的美國，進化論對宗教和靈性影響比歐洲還要大，而辨喜的厲害之處正在于，他是用最靠近時代的語言重新講述性靈的秘密，他既能夠用古典的神話來重新演繹宗教，又可以用最現代的科學來談論性靈。結果大獲成功，成為了近代“東學西漸”之第一人。

當代中國商人群體的精神構建

對話人：中國美術學院教授 聞中

01

真理一樣隱藏在商業里

劍峰：我想跟老師一起探討，中國人尤其是在當下這個商業時代，進入到了商業社會，我們如何在真正意義上建立起精神世界？

聞中：有一條是很重要的，中國人歷來所推崇的是一種“道”文化。你剛才提到的商道就很重要。真理也一樣隱藏在商業里面。

是的，所以叫商道。

當然，真理也隱藏在其他各種各樣的存在里頭。“道”，若是從文字學看，下面是人的腳趾，上面是人的頭腦，至少藏有兩層含義：其一，這個字意味著用雙腳行走大地，用大腦辨認方向；其二，這個字意味著全部完整的一個人的身體，即從大腦到腳趾，無一遺漏，這說明了一個“完全徹底”義。

所以，后者也就意味著，道，它是遍在者。我們常常誤以為，大道或真理會被某一類人群或知識系統、尤其是士大夫與士大夫階層的知識所占有，這其實是一個大誤會，在今天這樣的一個知識傳播與文化傳播極為迅捷的現代社會，這是需要警惕的，不宜讓某一類知識的傳播者獨斷地以為真理已然全部在握了。

那樣是有礙于多元繁復的人類生活，也有礙于真理的普遍性。其實，這個世界上已有無數種悟道之路徑，無論古今，無論中外，而中國先秦的思想家莊子，他的偉大書籍書寫的幾乎全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匠人，只是這些匠人在他的筆下，卻成為了一個個精神層次很高的悟道者，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別樣的世界。他講的是漁父、講的是畫家，講的是宰牛的屠夫名叫庖丁，講的是做輪子的好質疑的輪扁，甚至還講一個捕蟬而冥想的老人，抱甕灌水的漢陰丈人，等等。這些人都不是后人所講述的士大夫階層，他們甚至根本就沒有受過任何的文化意義上的教育，但是，他們卻成了孔子這樣的圣人，文惠君這樣的君侯，齊桓公這樣的政治霸主的精神導師，這樣的書寫內容其實是很讓人心驚的，那么，莊子到底是想對這個世界說什么呢？

我大體推想了一下，我想莊子大概在很早很早以前就產生了對文字世界的那種知識的懷疑，他熱愛勞作與實踐，故而讓人們對知識、對文字、對書寫的世界葆有一種必要的警惕。因為，他要講述的原是“大道的遍在性”無處不在，不被獨占，甚至還“道在屎溺”云云。

這樣的一種思想與精神表達，在中國的文化史里面就有非常好的精神源流，甚至成了中國文化與知識學發生之潛在的思想背景，所以，這就贈給我一份很大的重要的理解力，對整個世界充滿了信心。即，你從事的各行各業，都可以找到靈性的生命。也就是找到生命最本初的經驗，與存在界的至大真理；就此而論，你可以是掃地，可以是看守門房，可以是做大大的世界級企業，也可以是在聯合國做秘書長，當然，也可以在一所大學當教授，其實，存在界的真理或有心靈路徑抵達的短長、經驗層次的豐瘠不一，但一種絕對的大道，是從來不會被任何一個群體所單獨占有的。

那么，回到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我們常常需要回到自己置身的時代里面看問題，即你在自己的思想里面是需要為時代做一些澄清、整理或辯護的，因為你生活在這個時代，為時代做辯護，某種意義上還意味著為自己的存在做一些必要辯護，即你的肉身存在非無意義，而恰恰是需要借由時代來創造自己有意義的生活。所以，那樣的話，你就會對時代很敏感，會對我們這個經歷了20世紀后半葉與21世紀前半葉的人類共同面臨的時代很敏感，會有一種巨大的時代問題之敏感性生成。這個問題之一，是我們整體的人類文明已經發生了一些重心的偏移，某一類知識一支獨大，而且極為強勁有力，那就是科學知識與以科學思維作為基礎的方法論，它鋪天蓋地的、以最強有力的方式進入到了所有的文化領域。

是的。

02

近代百年變局與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首先被摧枯拉朽一般的科學力量所改變的，肯定是宗教的世界。講到這一點的時候，其實是需要一些解釋的，因為宗教的外部基礎是神話，宗教的內部基礎是性靈。而這兩者都非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可以保證與論證的，它純屬人的個體性而發生，故宗教影響人類最深而又受挑戰最大。

同樣，這也包括了中國的神秘主義和印度的靈性信仰，人類文化世界里面的很多內容，譬如神話與詩歌，這些原先的意義世界，似乎都需要重新發問，需要經受住科學的挑戰。

至于中國古史里頭，很多經不起客觀知識檢驗的那些部分，更是岌岌可危，于是，我們在哲學上反孔，在歷史學上疑古，二者對中國傳統價值的沖擊與影響甚大，皆在提醒著我們且勿輕易泥古守舊，反而要用新的眼光、新的方法來努力深入思考與回應時代的學術命題。

其中有一種思潮就特別重要，需要我們去了解，即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達爾文進化論思想的出現，它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極大，達爾文在社會學上與黑格爾在哲學并駕齊驅。譬如，在美國的影響就非常大，甚至比歐洲本土還要強烈。首先，這對于美國作為有朝氣的年輕國家是很令人振奮的一種思潮，但同時，也深深地改變了整個西方傳統的世界觀念，按照《愛與勇氣》的作者尼基拉南達尊者的話說：“進化論開啟出來的含義，也被納入到了各個思想領域——法律、歷史、經濟、哲學、宗教、藝術與新興的社會學；先驗論與形上學，皆被經驗主義、工具主義和實用主義所取代。”

這一切對美國的基督教傳統，對美國那些曾長期浸淫于靈性世界探索存在界奧秘的人們有根本性的沖擊，使得美國后來的靈性生活有了極大的改變，當然，大都銷聲匿跡了，只有在美國相對比較貧困的地區，珍視自己的靈性遺產，在為生存而奮斗的過程中，保留了一些對靈性的敏感。后來，在紐約就出現了一些新的靈性社團，既吸納了近代的科學思維，又使得靈性傳統得以延續的新潮流，更是大大不同于傳統宗教的保守性組織，譬如，當時就誕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神智學社（Theosophical Society）這樣一個具有世界性影響力的社團，這個社團最初是在美國發端的，而后影響到了歐洲，繼而將總部設在南印度的馬德拉斯。其實，它當年也影響到了中國，我記得第一個加入神智學社的有名望的中國人，就是當年輔助李鴻章參與馬關條約談判的伍廷芳（1842-1922），是一位著名的中國外交家。

再回來講進化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尤其是對中國人的歷史觀念之影響，它幾乎直接擊碎了自古以來的天朝大夢。因中國的歷史哲學原來基本上不是線性的，只往前發展的觀念系統，中國的歷史觀，其主流觀念大體是遵循了《易經》的周而復始、革故鼎新與否極泰來的歷史哲學，含有某種循環論的意味，雖然有大循環與小循環之別，同時，還兼有喜古好古，老大舊邦為榮的思想，若以“文化精神之回溯”來解釋的話，則是——非徒慕古，實因“古”乃民族精神之原型（archetype）。在東方另一古老民族印度的世界里，這也被叫做“圣傳知識”（Sm?ti）。

結果，沒想到遇到了一個進化論的西學思潮，而且，進化論以摧枯拉朽一般的力度，把西方整個強勁的文明一起帶到了中國人的觀念世界。

所以，那時候的中國知識人普遍面臨因自己的傳統而懷疑自己的命運之困境，最后的結果，就是嚴復在《天演論》中所倡導的“物競天擇，優勝劣汰”。在《論世變之亟》中，嚴復先生如此說：

“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

在《天演論》的導論中，嚴復先生開宗明義：“天運變矣，而有不變者行乎其中。不變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為體，而其用有二：曰物競，曰天擇。此萬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類為尤著。”

而嚴復所謂的“天演”，后來梁啟超則代之以“進化”，據美國學者史華茲所考，梁啟超因不滿嚴復為文太過淵雅而不利于思想之普及，乃援用“進化”一詞；經梁任公宣傳，“進化”之觀念果然為學界內外普遍接受，并迅速流行開來，深入人心。弱肉強食，物競天擇。這時候，文化的危機感就出現了。

應該說，20 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人是深受進化論影響的，大知識分子中，除了嚴復之外，著名的還有梁啟超與章太炎等人，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影響最是顯著，進而影響到了孫中山、方東美、毛澤東、魯迅，還有胡適等。胡適為什么取名胡適之？據說就是取進化論中的“適者生存”之義，當時的一大批最優秀的中國知識分子與社會思想家，幾乎都是在進化論的思想前提下來思考中國文化的命題，其中第一個十年，就是這個著名進化論帶來的“古今之變”推到了時代的前臺。

這也就是我們文化面臨的一個新舊更替的時代命題。面對新知識、新思潮而來的一些危機，但這個危機今日看來似乎已經被我們在前面的一百年之內基本上化解了，就思想史而論，某種程度上也確實十分激烈，經過了幾番更迭，種種的思想論爭與新舊東西文化的較量，無論是第一個十年的天演學說即“進化論思潮”，第二個十年的“新文化運動”，第三個十年的“科玄論戰”，第四個十年的“中國社會史論戰”，還是一直到八十年代的“黃土文明”與“海洋文明”之爭，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討論”之后，國學熱與新保守主義又迅猛崛起。中國的民族性似乎也慢慢地被找了回來。

但是，不得不說，就精神層次而言，我們并沒有找到強有力的文化信念，時至今日，許多根本性的價值還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再加上后現代主義與解構思潮的蜂擁而入，就有了一種價值亂世、諸神爭斗的感覺。嚴格地講，我們也許有很多權威，但就是沒有文化世界的權威，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大師，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當然，我們出現了很多大的學者，譬如，民國的胡適、熊十力等，也有八十年代的李澤厚，還有海外的牟宗三等思想性著稱的大學者，但同為東方文化的代表，我們似乎不像印度人的文化世界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師不斷輩出，而且，印度的這些大師還主動橫渡重洋，走到了西方的文明世界以傳播印度的瑜伽精神與吠陀文化，他們也一樣面對西學的沖擊，經受物質主義與科學主義的雙重挑戰，但印度的這些思想家不僅僅數量甚多，而且他們基本上不能歸類到普通的學者行列，幾乎都是如佛陀一般的森林修士為主，他們一旦出現，可以稱之為人類的老師。其中，像辨喜、泰戈爾、阿羅頻多、克里希納穆爾提，包括最近很流行的拉姆尊者、尤迦南達等。前者寫了非常暢銷的《大師在喜馬拉雅山》，是書質量極高；而后者就是寫了《一個瑜伽行者的自傳》的那位著名的斯瓦米，因為成了美國的喬布斯、奧巴馬總統等崇敬的一個瑜伽士，故而這些人杰一旦出來，即成了東方文明的重要代表與世界級別的老師。多年以前，我曾經為中西書局出版的《印度文明大系》寫序的時候，就專門說到過這一點：

“當我們回顧近代史的開篇以來，幾乎忽略了另一個惠我實多的重要文明源頭，那就是看似沉默，卻近在身旁、鮮活而又無比古老的印度。雖然，近代印度的命途亦是兇險異常，比之我們，某些方面的劇烈甚或過之。但是，就文化自身的承傳而言，他們是成功的、自信的。別的姑且勿論，但就前面一百年的短短時日，世界級的大師就輩出而莫窮，譬如斯瓦米·辨喜、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室利·阿羅頻多、拉瑪那·馬哈希、吉度·克里希那穆爾提等，無不令人驚嘆、贊美，其影響所及，流風所溉，真可謂是‘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尤其令人振奮。”

中國這一百多年以來，因各種內憂外患，所謂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使得我們未能平心靜氣地、從容不迫地整理國故，對自己的文化靈魂往往未能吃透者居多。也許，因當下的教育使然，我們當中的很多人對自己文化的（了解），很可能還不如對西方文化了解的多。至少，我們的教科書里面設定的那個知識布局，真正屬于中國文化與經典精神的內容其實是很少很少的，尤其是古典意義上的文化精髓。

再加一句，如果真的有好的教材，有古代經典的文化內容，目前青黃不接、營養不良的大中小學教師是否為能夠勝任的師資，也實在可疑得很。這使得我們本身就不是嚴格的中國文化人，我們大概是身為中國人，在生理上無疑是合格的，在現實生活當中差半也算是合格的，但是，就精神層面而言，不見得就是（合格的）。

有一點營養不良。

對，有時候沒有適當的經典文化教育，有時候則是一種饑不擇食的感覺，其實，人是不可能沒有精神而生活的，所以，我們的精神生活依憑什么來彌補呢？就外在教育而論，是很難培育出一個真正嚴格意義上的中國文化人的人格，譬如像印度的森林修士一樣的印度式人格，培養出能夠叫做大徹悟的人格，偶爾可能也許會有一些傳說，如果有，也始終沒有走到世界的前臺這是一定的，早年出現過中國佛門的龍象之才太虛大師，但尚未羽翼盡展，便溘然長逝矣。

當然了，我們雖然沒有在文化上完全立起來，但是，就目前的國力而言，即就政治的力量，以及技術的力量，都表現出了中國人的自信來，也確實走到了世界的最前沿。到了今日這個時候，其實就到了一個很關鍵的時間點了。因為無論哪一個領域強大起來，最后都必須找到自己的文化靈魂與價值依據，即必須回到文化最深層的內核來加以耕耘。而這個文化，必須是古今一貫的民族精神才最為強勁有力，渾厚華滋，為此，需要“建中立極”外，還需要“知幾達變”，需要立在時代的鮮活土壤上面生長起來，此一文化之學脈，亦可以用黑格爾所講的時代精神與民族精神的統一來理解。

所以，我們要用今天的語言來重新講述古時的文化，同時還需要講述世界的文化。純粹古典意義的中國文化是不能夠養育出現代人格的，所以，現代人，必須要有現代的世界意識，有文明意識，有工具意識，然后，再回到文化的精神層次上來確認價值的坐標，這就需要非常飽滿的知識結構與知識學系統才行。

東印度公司徽章

03

公司崛起與商業文明的深度叩問

當然，現代世界最有力量的一支，也許還是要回到你剛才所講的“商道”問題。商人這個群體，在近幾百年當中，堪稱是人類社會當中最強有力的群體，它真正成為強者，應該是從東印度公司的創立開始。

這個公司，這個西方商業運作的群體，最初其實都是做生意的，但是，這個做生意而引發了后面的世界公司遍布大地的各個角落，成了人類文化世界里面的一個顯著的社會學現象，即商人群體營建世界新的面貌的一種非常奇特的人文風景線，而且力量極其雄大強勁。“公司”，還可以說是目前這個世界上最為靈活的一類社會組織，這種組織富有社會性的活力，所到一處，便激活一處，如同火焰，凡有火種者，皆能令其燃燒，使人真的贊嘆不已。

甚至，如康德曾經在論及人類永久和平的時候，專門強調了商人的意義 ，他說：

“自然明智地將各民族分開，而每個國家意志情愿以詭計和武力將各民族統一在自己之下。在另一方面，自然也藉相互的自利，將那些不會因國際法的概念之保障而免于暴行和戰爭的國家統一起來。這就是商業精神。它與戰爭無法并存，而且遲早會席卷每個民族。……各國不得不促進這種崇高的和平 。

它也是一種發明，是對人類制度的發明。

對，是一種制度的發明，它大大地激發了人類的原始創造力，激發了社會資源的有效分配，社會財富的有效生產，然后，就因其創造性的機制而言，就因它的存在，整個世界的資本就熊熊燃燒起來了。所以，商業社群非常非常重要，它創造出來的社會財富，是呈幾何數字發展的，不像以前的農耕世界所創造出來的那些財富。現代世界的財富累積，肯定不是過去的舊形式可以同日而語的，而是，一直在高漲當中，我們說了，這種高漲是可以呈幾何數字不斷地、無盡地增長起來。

我記得有一次聽美國的著名學者桑德爾在一次公開課中，用略帶夸張的語言做對比，說明今天的富人的財富究竟有多少驚人，他當時舉比爾·蓋茨為例：按白宮的林肯臥室一晚招租需要2.5萬美元的"房價"來計算，他的財富足夠連續租住6.6萬年——即從石器時代，一直住到星際時代都花不完。

1992年，中國自鄧小平南巡之后，市場化改革加速，“下海潮”興起，經濟自由主義成為了社會思潮的主流。中國的商人群體至今，也今非昔比，絲毫不亞于美國的富人階層。但是，這里就有一個很大的困惑出來了，那是什么呢？即，這個財富的量的增加，就意味著人生的圓滿嗎？這就是我們追求的終極嗎？

物質的豐盛和精神的貧瘠，現在已經成了一種非常引人矚目、非常顯著的社會學現象。就像我們今天的聯商網年會，我們在會場里面應該是有500到600位從事商業的卓越的人物，這些從事商業創造財富的人群，他們的精神世界之豐盛是依靠什么來建構的？尤其是在當下的這個時代，他作為個人的安身立命，所憑借的什么？是金錢的多少？是廠房與商店的運營規模？是財富榜上的位次？是社會身份的躍升，譬如是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很顯然，這是一個非常需要追問，必須要面對的問題。不然，當他遇到一些挫折的時候，他就會自我懷疑起來，甚至會虛無化。

若是只把自己的人生目標定在指向物質世界的豐盛再豐盛，得到更多再更多，只是做大做強，社會身份的節節攀高，那是危險的，我曾經跟一些朋友提過一個問題，即物質主義的前方是什么？你們會怎么回答？

我的答案是：物質主義的前方，即是虛無主義！我們與過去歷史上的古典生活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們現代人深受虛無主義的折磨。這是19世紀末葉的德國哲學家尼采預言到的。

而如何抵抗虛無主義？那就要選取過一種有意義的精神性生活，這一種生活得有一種強有力的人生哲學，一種觀念的基礎，故而一定是精神性的，所以得是由一個大心靈來換取一個大生命，在人世的物質叢林當中穿梭，才會獲得有意義的人世生涯。

但實際上，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面，很多的企業家、大商人就是直奔做大做強最后把自己做死的，把自己做進了各種災難性的結果里面。

04

商人的靈魂，要找見屬于自己的那個“1”

你剛才所說的還是一種極端（狀態）。但即使做大做強，并沒有把自己做死，這也是很值得懷疑的。譬如，你做得很好，而且很有商業品格與社會德行，各方面的條件也不錯，但還是缺乏一種靈魂性的事物。

那只意味著還是0+0，這個0的結構雖然未必一樣，譬如，有些0是方的，些0是圓的，但還是0，換言之，我們說這些0可能會有不同的形態，但還是0+0+0+0...，最后全是0。

因為那個1還是沒有立起來。要把精神性世界里的1找見。所以，我當時在國外讀到這樣的一本書居然叫做“I have all the zerooooosesssss，Send me the ONE”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個書名實在是取得太有意思了。哈哈，它的意思是說——哦，上帝啊，我已經有了那么多那么多的0，無窮無盡的0一起蜂擁而來，我都有了，現在，請你發發慈悲，贈給我一個1吧，讓我所有的0的前面，能夠立起來一個1吧。哈哈哈。

是啊，把 0 放在1后面，所有的0就不在虛無了！

但是，確實，這個1會在哪里？現在的商人在找的1，究竟是什么？或者說，有沒有發心去尋找過？我想，這里我們就需要深入地思考這個1的問題了。這個1，可能大多數人都會經歷一些階段性的1，也可能有人更幸運一點，他的生活當中立即就有了終極性的1出現。因為每一個人，以及每一個人的每一個階段還都不一樣。但是不是最后都得著一個終極性質的1、一勞永逸的1出現，這很難說；還有，如果這個終極性的1沒有出現，那應該怎么辦？這里就需要一些思考了：也許，階段性的1是通往終極的1的，那就沒有問題；如果階段的1迷失了，未能一步抵入終極的1，那這個1是否就一定會轉化為0，這得依照某些情境而定。所以，這就需要我們思考，這個1究竟是什么，以及階段性的1在什么意義上不會化為0。

我的答案是，那就需要我們不斷地開拓新世界，而這個新世界，它必須不能是同一個舊世界的重復，即不是量的更新，必須是質的提升才有效，才不會跌入虛無之境。

我這樣打一個比方，也許可以更好地理解什么叫做“質的提升”：譬如，同樣是追求財富，窮人追求財富，那是質的提升，而富人追求財富，那就是量的更新，不屬于質的提升，——有意義的生活于他而言，那必須有超出財富之外或之上的追求，惟此，才是質的提升，否則，一旦凝定固執財富，那就容易走向虛無化的人生。

所以，必須永不放棄對1的思考，你的行為就永遠是富有創造意義的實在，也就是說，你永不迷失。如果放棄了對1的思考，而階段性的那個東西，它沒有被超越為一個階梯，那就會轉變為0，這樣的一種可能性，這種危機確實是存在的。

但人生的現實也是如此，很少能夠一步到位。說得再客觀實在一點，即我們也不能并不宜談空話，談得那樣地邈然而高蹈，擔心高舉足而未能蹈地，但是，那個階段最高的理想會是什么呢？那個最高的理想，能不能再超越一點；只要有超越，那就意味著靈性的生活，那就不隸屬于物質的層次——記得，不是說物質世界必然是物質主義，窮人追求財富，同時，他的這種追求是有靈性世界的收獲的，它并不亞于富人在追求的宗教性。就此，我們還常常需要更深入地做一些省察。

這樣的話，他雖是在物質中，卻與物質主義隔開了距離，因為他的精神生活在1里面，而不歸屬于0，那他就不會真正被物質主義捆綁。這里，我還需要像開始我們談莊子提倡的“大道”時一樣，需要強調的那一點就是，靈性是遍在的，它可以隱藏在物質的生活當中，物質也是遍在的，它也可以在靈性世界與宗教世界里面被人們所欲求。

我記得邱陽創巴仁波切寫過一本很好的書，叫做《切斷修道世界里面的物質主義》（Cutting Through Spiritual Materialism），簡稱“靈性物質主義”，他批判了利用靈性的修持來強化自我而非實現真正轉化的傾向。他警示道，自我可能將靈性追求，轉化為自我膨脹的工具，而非通往覺悟的路徑。換言之，即一切關于天國的許諾，或追求死后靈性的生活充滿無盡的享受，或靈魂之永生，若就是為了此種享受，以此作為自己修道的目的，本質上就是物質主義。

有些時候，我還自鳴得意，覺得自己算是比較幸運的人，因我從小就生活在浙江那素以經商聞名天下的溫州人的世界，是的，我是自小就看膩了這些做生意的商人世界，故對只是做生意而活著的世界免疫了，有時候覺得這些大都是平庸之輩，不管他們賺了多少財富，并沒有贏得我多少的好感。哈哈哈。當年，我的周邊全是這些做生意的人，家族里面也是，同樣在做各種生意的人，然后，我認為其中沒有精神生活的居絕大多數，沒有令我生發出太多的敬意。所以，我選擇了讀書，選擇了研習宗教與哲學，而且，還常常很自我得意，哈哈哈。

“他們沒有精神生活”，意味著他的一切時間都被物質的追求所占了。

05

人應該如何活著的問題

是的，（他們）生意確實也做得很好。其實，我自己的爺爺以前曾經營過酒莊，我還有一位叔叔，他自己雖然未能讀書治學，但非常尊敬讀書人，而且理解力好，非常好學，但是，我那時候被舊時候“惟有讀書高”的某種士大夫意識形態洗腦了。今天，我認為是需要警惕這些說法的，它們未必盡是正確的，因為我已經相信商人的世界，一樣可以走上一條高海拔的靈性世界。

所以，一切價值若是未經現實的比較，未經我們內心的自省，似乎不宜輕易接受它，我希望自己再不受任何形式的洗腦，包括我以前閱讀過的書籍，如孟子說得那樣多好，“盡信書不如無書”，這也是對讀書人的一種提醒，是幫助我們去理解人的各種生活形態，然后，也給我個人產生一種思考，“人應該怎么生活才是合適的”（省思）。

我自己個人是很早就開始進入書籍世界的，閱讀各種各樣的典籍，從文學到歷史，從歷史到哲學，從哲學到宗教，而對宗教的興趣，一開始是基督教，后來是佛教，最后，我選擇了以研習印度教與吠陀哲學為學術方向。甚至，當我最后有了機會，我就一個人跑到了印度的喜馬拉雅山的山林當中，我就是要探索一下:這個時代是不是還有人這么認真地生活著，只是去追求人生的第一真諦”。

結果，我一路漫游，一路相遇，從東南的大吉嶺到中部的阿莫拉，再到西部的西姆拉與克什米爾。因為我在山中遇到的這些人都是認真思考人生的，而且我還注意到，他們都一律十二分地敬重辨喜，無不佩服辨喜的這種現象也對我的思想發生了作用，更加堅定了我對辨喜的信念；甚至，當我去往別的靈性系統、別的道院，他們也是奉辨喜為印度的阿瓦塔，也就是“Avatar”，認為辨喜是近代挽救了印度之衰落而重新振作起來的一代人杰。沒有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現身，印度的獨立很可能會推延無數的年月。

辨喜是印度精神走向新時代與新世界的近代化身。

是的，就他把近代印度從各種各樣的災難當中，從民族民力的羸弱當中，從家國被外人鄙視與踐踏的境界當中挽救回來的一個人，確實當得起這種“阿瓦塔”的稱謂。故辨喜被各個階層的印度人所熱愛，深受印度人，甚至包括伊斯蘭教，錫克教，以及世界人民的尊敬與熱愛。

有意思的是，辨喜尊者自己是山林修士，是印度教的桑雅士，但他卻告訴我們關于這個世界的什么道理呢？——出世間的人很厲害、很棒，在世間做事情的人也很棒，而提醒我們的是，在世間做事情的意義，絲毫也不遜色于在山林中的悟道。

這個講法讓我很是震動，它給我來了一個乾坤大挪移，我本來是正想逃遁到山林世界中去，那時候，還準備長期跟他們生活在一起呢。結果，這山中的人告訴我，辨喜是從此山中出來的，他走到了人間，又告訴了整個世界人間的普遍道理。這樣的一趟山林中的行走，告訴了我這樣一個大道的遍在性，而我也借此，悟到中國的儒家儒學的真精髓了。

對辨喜尊者的深入閱讀，讓我直接通向了中國的王陽明。而陽明先生的心學所講述的那個大道，被他的《行動瑜伽》一舉揭開秘義。兩者皆在平常道入精微之道諦，合內外天人之學為一心之所運：就內而言，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就外而言，修身齊家以至于治國平天下，境界浩大而雄渾。

但辨喜畢竟與陽明先生不同，大體有二：其一，語言不同，辨喜是用最暢達的現代人之語言講述知行之學，所以我們一讀就懂，陽明先生畢竟是五百年以前的人，所用乃是文言古語，閱讀起來時人理解不易；其二，陽明先生生平建功立業，事務繁忙，尤其是他身居要職，日理萬機，講學述義的時間遠未足夠，故而眼見心學未開，是為他臨終之遺恨（據黃綰為王陽明寫的行狀：廿九日至南康縣，將屬纊，家童問何所囑。公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才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為可恨耳！”遂逝），而辨喜尊者則不同，他生平即以講學為主事，時間集中，耗時最多，其創下的大功業也是以講學為舵手，從山林靜修，駛向世間的諸種法相。那些時候，我自己大體是讀懂了辨喜的一番心思，明白了世間的行動之道與超世間的智慧之道并不相悖，于是，那時我就發心了，我要把辨喜的《行動瑜伽》行動哲學告訴人世間做世俗事務的人們，即世俗的事情里面，隱藏著靈性的乳海，這樣在人世做事，就有點像是印度歷史上的一個神話，叫做“攪拌乳海”的故事。

何謂“攪拌乳海”？——魔和神，正和邪，善與惡，在各種是否交錯的力量之較量中，是能夠攪出甘露一般的不朽的智藥以治愚治弱的。那么世俗的世界里面，（人）就要學會在物質世界，甚至是在最沉重的物質（世界）的漆黑里面去追求那隱藏著的靈性之光，這靈性之光，是需要人們的心頭的那一份覺醒才是可以（獲得）的。不是自自然然得著的，而必須力行篤行，因靈性雖是先天之物，但它只給那努力過的人們。它不屬于恩典，它是努力奮斗而博得的交易，歸于法則意義的一份獎賞。

所以，你得選擇一種具有個體性的富有意義的生活世界，不能只寄望于外在，借由外在的世界來給你一些點醒，那是不夠的。而且，通常情懷與典范一時可靠，然終不持久之計。惟在心力上花功夫，才有望疏通里外的人格世界、我與非我的人格世界。為此，需要自己發心，需要有一種自我新生命的尋找與指認。

這種尋找，其實也包括了近代以降的那些最優秀的企業家之人生突破的一種顯著現象，常常也是他們生命轉軌的關鍵點，包括我今天在大會上講到美國的洛克菲勒，印度的塔塔，還有一位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日本的澀澤榮一，即株式會社的創始人，當然，他主要不是從基督教，也不是從印度教與佛教，而是從中國的儒家那里獲得的人格世界。（他）在日本的國有銀行門口的那個塑像，通常是一手拿算盤，一手拿論語，即一邊抓住商業的本質精神，一邊深諳儒家的道德教育輔佐商業來實踐，這樣的一種平衡之力，正好塑造了日本人近代以降的企業精神。

儒家的概念系統里叫心性。它不是講神性，它是講心性，而心性則是中國人獨有的訓練。

是的，心性是抽象的。“性”是一，恒定不變，“心”卻可大可小、可深可淺，所以，我今天要把張載的那四句教重新拿出來講，我們很容易會誤會張載作為儒家的本意，儒家是有大心靈的人群。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句話。第一句要跟后面的三句話隔開一點點，才會有一個理解的適宜切口。如果你把四句話簡單粗暴地壘在一起，你就會覺得這種話語似乎是在說大話，但是，如果有了真實的心性之后，第一句話中的“為天地立心”的“心”立起來了，后面三者在邏輯上就都可以成立了。

06

張載四句教的關鍵：為天地立心

所以，我們需要理解的，就是第一句話：為天地立心。“天地”是什么？“心”又是指什么，立的是誰的心？——天地是自然的存在；心，乃是一顆仁義之心，它屬于每一個自我覺醒的人格。然后，依“天地”后面而來的邏輯，才是“生民”，“往圣”和“天下”，要么是人類世界的存在物，要么是文化世界的存在物，而前面一句講述的則是天地與自然，人在天地與自然面前，記得，你的身體就是天地與自然的一部分。所以，這是自我跟自我的一份對話，誠如每一個人的心中暗中的立志。

為天地立心，在我的理解當中，實際上就是確立起自我的人格世界。

天地人三才，之所以是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是因為作為一個人格的世界，是可以被獨立創造出來，而又實實在在存在于天地之間，可以天人相應與相契的，能夠感通天地，能夠參贊天地之化育，這在于說一個人，他要真正成為那一刻于天地之間、能參贊天地之化育的那樣一顆大心靈，那個大人格、大生命的人，古時候的儒學里面，也叫做“君子儒”，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照著儒學的思維脈絡，惟此一“仁義”的價值世界樹立起來，他才能夠立得住，立在天地之間。

譬如，孔子講“十五志于學”，又講“三十而立”，大體都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話的，即我們首先是要成為具有精神生活的“人”。就這一點，在生活的現實當中實踐起來并不容易，但確實是人生最切實的事情，而非托之于空言。

中國人對人格的成長會就有這樣那樣的一些具體舉措。譬如說，首先它很講究心力愿力的，即這個立志的問題。這個志立，即是成為一個什么樣子的人、成為多大人格世界的人，這就構成了你的心靈力量就會有多大發舒出來？它不是講一種空言或大話，它就是在心力與愿力上狠下功夫，借以提供一個內在的動力系統。

像甘地這樣的人，身材有一米六左右的人，但他的心力卻能夠移山挪海。那樣一個移山挪海的心力之運作一旦激發，就能夠改變世界文明的格局，然后，再創下這么一個新世界。其實說到底，都要歸到一心，確立一個“心靈的動力之源”，這很重要，而絕非依賴于外部的世界因果。

這個立志的事情，也是陽明先生12歲之時，說自己要成圣人一說。這個講法，其實也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示，往深處講，也不是說他講了這句話，就一定能夠成為一位圣人，這樣的話，畢竟還是一個功利主義、物質主義的態度，一個俗人見地。記得，它不是在0的意義上，而是在1的意義上立起自己的人格世界，這是一個意義世界。他不是立這個志就其結果一定會實現而言立志，這是結果主義。而是說，一個人一旦立起了這樣的一個志向以后，他的整個生活就已經具有意義了，它不是結果主義，而是一顆純純然的初心世界，唯有這樣的人，他是活在自己的意義世界里面的人，是活在內在的動力系統之源頭的，于是，他的生命其戰斗力也非同凡響，就很不一樣了。

無論是辨喜、甘地，還是王陽明，人越是這樣，人也就越能夠認識他自己，因為真正的自己，正是在這種超越了結果主義，即超越物質主義與功利主義，超越了自我動機的那一份對深層世界的認知中確立起來的，而這樣，我們就能夠理解張載的四句教再非空話，而與之相應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樣也都不是一句空話，雖都因人而定，然皆是切實之語。

中國的醇正之儒學是先天具有了一種對靈性物質主義的免疫力之學問，它構成了中國文化的主流，于今日之價值迷亂，夜色深沉之靈性世界，這種學問尤顯重要，我記得辨喜曾經說過，“在100個開始靈性生活的人當中，有80個會變成騙子，15個會變成瘋子，只有5個人，才有望瞥見真理”。所以，這是很不容易的靈魂的道路。因此，儒學的這種具有天下擔當、具有憂患意識的學問所筑就的大心靈、大生命，是能夠把一個個渺小的個體趨向于最正大光明的境界，于朗朗乾坤當中雄健行事，將日常道轉成性靈的妙醍醐。而這樣的大生命，應當基于一種至高的心力推動之下的自我志向，這特別重要，是屬于立志的學問。

07

于東來的大心靈：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他要先立住這個志，后面他才能夠往那個地方去。東來哥在 1998 年的時候，講出那句話說我要成為一個偉大的人。有人嘲笑他。然而當他宣告的時候，其實已經是了。

那個時候是什么呢？在 1995 年剛剛創立他現在這家公司，然后30年之后他的精神世界不斷地在成熟、在推陳出新，最后形成了他自己這個精神結構。

你看他連續 30 年到今天他所做出來的對于這個世界的貢獻，真正意義上他是實現了。這個人是 30 年沒變過，這就是他的立志。

那句話說“我要成為偉大的人”，這句話講出來的時候，我不敢說“已經是了”。但已經是在過起一種有意義的生活，那是一定的了。其實這句話，并不是講給世界聽的，這句話通常并不需要他者、不依賴于他者的傾聽。這句話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對話，自己跟天地之間的應答。這就是非常好的一份立志，這就把一個人的動力系統的源頭，直接轉移到了內心的世界是，是為心學。完全超越了什么利益或者說是誘惑，或者說別人的評價。他直接感通天地。就這個是 1998 年的這種生命感，我們今天看見這個人的時候，是能夠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為期30年的一個生命展現，他本身就是在見證一個道，他告訴大家實際上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做到。

是啊，我今天了解了一些，身心也覺得很受觸動，但我還是要說得清楚一點的是，這種心的事由是不能模仿的，即他人不能模仿成“胖東來人格”而成就一個他，這種心學之事，直如鳥行天際，并無故軌。

像于東來這樣的一種罕見的人格出現在人世間，那種召喚力一定是很強勁的，因人有向善之秉性。剛才肖知興老師也說得特別好，即這已經不僅僅是一種商業現象，這已經是一種文化現象，甚至是一種生命現象了，它是需要我們帶著生命的本質去追問的一種現象。

08 喚醒人心：不受制于“原來是誰”，而是“我可以是誰”

很多時候他回應的是文明議題，比方說他如何對待人，生而為人，何為正確？就他在探討這些問題。他的員工們在一起開會的時候，可以花80%時間的一個會議用在探討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平等。就這個公司是這樣的。

這很好，但知識尚需以專業精神傳授，不宜淺嘗輒止。但是，我仿佛記得，他們的周邊人都不是知識人與文化人群體。

但是他們會拿出《憲法》，拿出各種參考書籍去對應，就是這些人的話他不是文化人，但是他們對自己生命的追求完全不受限于自己“原來是誰”，我們娜姐講她自己，說“我人生當中都是一把小牌”，但是我現在活出來。她不是受制于說“我原來是什么”，而是說“我的生命可以是什么”。我可以是一個偉大的人，所以東來哥講說就胖東來是一個學校，他把自己作為一個生命學校在運行，而不是把它當做一個商業在運行，我很少見到一家公司的話，他會說把“去除奴性、解放個性”作為它內部一個非常重要的號召，它是要讓人活出健全的人格。

它不僅僅是金句，它有一個《幸福生命狀態》手冊，它所探討的活出健全的人格，是很認真的，是有標準的。一個完整健全的人格，是怎么樣？它里面展現在生活當中它應該是什么樣子，就這個清清楚楚地呈現出來。這個公司它是有一個非常深的思想基礎和實踐基礎的，所以他的精神結構在構建。他不是給你一些想法。他實際上直截了當赤裸裸地給你展現了，這些人就是這么這么活的。

好，于東來的生命是一個打開的生命狀態，這樣的人格確實有無限的可能性。對的，這種人格之可能，不僅僅是指向了商業的世界，他可能還會造就出一種富有創造性的人格世界，層層疊疊，召喚出一些新人物出來。可能進到文化領域，可能研究起一個重要的科學命題，甚至可以進入到政治的生活當中，投身于政理疏通之洪流，主領風氣，裁成天地之道，以人文的精神貞定世運世道，于現實的世界中開辟出生命理想的一種人格境界。

他做任何事情，他都能夠成為那個真正意義上的領導者。

是的。但在這么多的可能性當中，我個人認為，也算是一種盼望，最好于東來老師能夠以此一等人格來號召一批商人助力于文化的世界。因文化是永久大道之最佳的載體，“文以載道”，古人之言可非隨便說說的，人生短促，而真理恒久，此唯文字的世界才能夠載著真理與大道，戰勝了一代代舊時間的阻擋，傳遞到了新一代的新人物之手中，這就是文以載道。有望促成有中國參與的文明史上的新的文藝復興，這是最近我一些中國學者的期許。它必然不同于英國的湯因比所期待的“宗教與精神的復興”，也有別于德國雅思貝爾斯所謂的“第二軸心時代”，而文化與文藝之復興，無他，是物質與技術反哺于人類性靈之正途。

剛才，我確實也說到了自己曾經懷疑過自己所接受過的書籍教育，還懷疑文化人，懷疑知識人，但事實上我從不懷疑文化、懷疑知識本身，所以，我是多么希望你們這些東來文化的推手，甚至有可能的話，還是未來“東來之學”的承當者，將來能夠成為文化世界的援手，幫助中國人在認識自己的昔時、今時與未來時的精神面貌的一貫確認當中，終能勃發出時代思想之最強音，勃發雄渾之文化氣運，

創造出適合我們這個新時代的精神信念來。我私意以為，這才是胖東來之不打絲毫折扣的“紫氣東來”之偉大壯舉，否則，再繁華的物質之世界，恰與人身之有限一樣，一個個時代過去，它們皆會煙消云散，遁入時間。

謝謝你們的這一次采訪，謝謝！

寫在對話之后

這是一篇一萬五千余字的對話記錄，經過聞中老師校訂和補充后成文。與聞中老師的對話視頻精剪后，已發布在了聯商網視頻號真話欄目。

探討當代商人的精神世界之構建，這不是一個容易的話題，好在我們有聞中老師，可以幫助我們建立清晰的理解。這樣的思想性長文，對一些讀者可能會有些閱讀上的挑戰，但跟隨聞中老師，走過這樣一輪深入思考，必然是有益的。

在文章的最后，聞中老師也透露了他對東來哥的期許“創造出適合我們這個新時代的精神信念來。”與伙伴們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