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rine 面包店

Laurent Fortin，Farine 前生產總監;David Fortin，Laurent 的弟弟

Laurent Fortin 在 LinkedIn 上建了個賬號。對于這個來自法國厄爾省(L’Eure)的面包師來說，這個舉動應該不是那么迫切——他已經 49 歲了;從爺爺那一輩開始就是面包師，只服務于本地;除了法國，他對世界也沒有很多了解……

但這個可能是多此一舉的行為，徹底讓他的生活失控了。

遠在上海的法國人 Franck Pecol 的生意越做越好，他在上海的面包店 Farine 是大牌的網紅店，他需要一個能深諳法式面包制作精髓的人來替他管理面包生產業務。LinkedIn 上的 Laurent Fortin 進入到他的視野。

2016 年 12 月 Laurent Fortin 離開法國來到上海。這是他第一次到中國，Franck Pecol 給了他一個蓬勃的事業起點：中央廚房，監督 5 個 Farine 店的生產，負責研發新的菜單，訓練員工，質量過程檢測……他有很多責任，“他曾告訴他的家人很多次他想離職，因為他一個人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他的一個同事說。但不管是大展宏圖，還是辭職，這些都沒來得及。3 個月后，他和另外 7 個人就因為涉嫌生產銷售偽劣品罪(主要涉及使用過期面粉)被刑事拘留。

2017 年 3 月 22 日到現在，Laurent 已經被囚禁了 181 天。他在看守所里待的時間已經大大超過了他真正在上海生活的時間。

Laurent Fortin 41 歲的弟弟，同樣也是面包師的 David Fortin 這個夏天里只剩下了一件事：營救兄長。

這可不是一個輕松活，對于連“中國”和“亞洲”概念都分不清的 David 來說更是如此。他面對的是兩個龐大到無影無形的政府。

“他們一家人完全不了解中國復雜的法律，你能想像他們現在面臨的壓力和無助，”采訪過他們的法國《世界報》(Le Monde)記者 Simon Leplatre 說。

David Fortin 被禁止和哥哥通電話或者郵件，半年時間里只通過法國領事館收到過 3 封 Laurent 的信件。7 月 17 日在家人收到的信件中，Laurent 提到自己被關在牢房里，每天睡地板，不能按時吃藥，并提到了自己“可怕的背痛”，但信的最后他決定繼續忍耐，“盡管這極不公正，但我的頭腦里終于開始接受了這一現狀。” 之后，法國領事館為 Laurent 在牢房里爭取到了一把椅子。

本來這一新聞僅局限在中國。一部分原因是 David 一家人收到法國領事館的“指示”: “領事館告訴我們不要和任何媒體接觸，小心低調一點，不要發出任何聲音。” 畢竟中國政府并不喜歡媒體，不想讓此事上升成外交事件。

6 個月過去，David 收到的回復永遠是“一切還在調查中”，他這才意識到沉默和等待無法救出 Laurent。8 月 8 日，David 在線上發起了簽名請愿，呼吁法國總統馬克龍和法國外長勒德里昂營救被困在中國的哥哥，截至目前請愿書收到了 65000 人的支持。直到這個時候，人們才發現 Farine 老板跑了，以及，還有人被關著。

在請愿書中，David 提到 Laurent 曾就衛生方面向他的上司 Marion Cambronnet——Farine 的第二大股東，也是閔行中央工廠的所有人——提過建議，但 Marion 讓他忽略衛生問題，專心加大生產。Marion 也是最初入獄的 8 人之一，但以自己有 2 個小孩為由申請保釋成功。而負責面包生產的總監 Damien Hortal 也獲得了保釋。唯有這個進入公司時間最短，且只有一年合同期限的法國人還被困在獄中，“大家都拋棄了 Laurent，他成了替罪羊。”

線上請愿迅速引起了法國最大通訊社法新社的報道關注，此后法國數十家媒體以及其他英文媒體都進行了跟蹤報道。請愿書也讓 David 在給法國總統馬克龍寫了十封信后，得到了總統秘書長的回復“法國領事館知曉這件事了，正在嘗試解決。”

不過法國政府玩起了踢皮球的游戲。當 David 傳達這一信息給上海法國領事館時，得到的回答是：“ 你聯系的這個人是誰?誰告訴你這個信息的?” 到頭來也沒有給出進一步回應。

David 也嘗試聯系過 Farine 的老板 Franck，而 Franck 只是輕描淡寫地回答：“沒事的，就只是罰款而已。” 據 David 了解，Franck 目前已安全地將自己的財產和品牌從中國轉移到歐洲，“他只是把自己和此事的關系處理得一干二凈，不會再回中國了。但他從來沒有出來承擔過任何責任，也沒有向我們施予過任何幫助，” David 說。

現在 David 已經放棄和 Franck 對話，他甚至懷疑就算 Franck 回到中國也未必能改變現狀，畢竟“他也沒有任何權利，沒有大的話語權。”

在 9 月 3 日最近的一封信中 Laurent 的情況進一步惡化，他通知家人從 9 月 17 日開始自己將在監獄里絕食抗議，David 為了表示對哥哥的支持，決定在地球的另一端和 Laurent 一起絕食。

Farine 武康路門店關店當天 

與此同時，David 也在尋找厲害的中國律師，并且計劃未來兩周內到上海探望 Laurent。法國駐滬領事館給予了一次家人探訪 Laurent 的機會，David 聲稱會帶法國記者全程報道，“等著，我們真正的發聲是下周，下周開始我們的聲音將更大，” 他接著補充道，“我不是想和中國對著干，我只是想救我的兄弟，一個被無辜囚禁了 181 天的人。我想對抗的是不公正。”

今年年初 David 全家曾計劃一起搬到上海和 Laurent 一起生活，“現在?拋在腦后吧，我們現在只剩下害怕和絕望。”

陳琪瑞，前 Farine 面包師

陳琪瑞今年 28 歲，從事了 8 年烘焙業務，此前他在杭州做面包師的時候就聽說外地人都會到上海一家叫做 Farine 的店買面包，“ 當時在這個行業里 Farine 是個標桿，是個榜樣。”

他此前嘗試做過了日式和臺式面包， 2016 年 8 月他決定加入 Farine，因為“我想知道法式面包是什么樣子的，我要把最好的面包做給別人吃。”

這份活比他想的要辛苦，有時候需要夜里 12 點或者凌晨 3 點上班。Farine 不包吃住，每月的工資 4000，在閔行的房租 1200，有的月份陳琪瑞甚至還需要往里貼錢，但他很有干勁。

3 月 22 日當天，陳琪瑞剛好輪休，他只是聽同事提到了查封的事情，但他沒有意識到這一天幾乎宣告了他面包師職業的終結。第二天他還收到了公司總監的群發郵件，“這批面粉沒有問題，大家不要擔心，會保護好大家的。”

但此后證明并沒有什么人來保護大家，撐了一周沒活干沒收入的日子，要交下一輪房租之前，他終于還是決定先回老家江蘇。

離開上海后，Farine 人事部曾通知所有員工到華山路 888 號簽離職協議，并承諾會補發 3 月份的工資，那時陳琪瑞已經在江蘇，他在離職文件上簽字后寄回了上海，此后便石沉大海。“簽了離職合同什么消息都沒有了，人事不見了，都解散了，除了這些員工，任何人都聯系不到，找誰都沒有用了。”

Farine 的 100 多個員工在微信上組建了小組，以便隨時更新案件進展。過去半年，這群人成了公安局和勞動局的常客，但事情看上去總是在原地打轉。“有關部門讓我們去找徐匯，徐匯說不歸他們管，讓我們去找黃浦，黃浦說不歸他們管，讓我們找閔行，閔行說讓我們找徐匯…就這樣推來推去，大家覺得很累很累，不知道該怎么辦。”

Farine 武康路店內 

到現在員工們也沒有拿到一分錢，但事情在 9 月終于有了進展，9 月 14 日和 21 日兩批人分別請求勞動仲裁，終于得到明確答復——公司罰款完后如果有剩余就發工資，沒有則不發。這說不上是好消息，但也總比半年來杳無音訊的好。

現在回過頭來看，陳琪瑞認為自己就像掉入了一個圈套。至少在他去年 8 月剛進入公司時，他確定面粉沒有過期，而后他被調到了半成品部門，就一直被蒙在鼓里。“公司對員工有隱瞞，它把一些東西的日期搞掉，這是新的還是替換品，誰也不知道。大家是因為相信老板才會這樣做，老板欺騙了大家，我們所有人都被欺騙了。”

而現在在看守所里的人在陳琪瑞看來都是替罪羊，他們是他熟知的同事，“大家連再見都沒有說，就分開了”，而“真正做事的都在外面，里面都是沒有什么權力的普通員工。”其中一名員工因為入獄期間經常生病，幾次被送進醫院，最后就被釋放了。

他現在也沒有跟父母坦白自己回江蘇的原因，只是說上海的工廠在裝修，但“其實根本就沒人要你啊”。

Farine 的前員工里和陳琪瑞有類似經歷的不止一個，如今那個 100 多人的微信群里除了更新案件的消息，也成了大家互通工作機會的地方。

Camille，前 Farine 市場營銷總監

Camille 在上海生活的時間幾乎就是她為 Farine 工作的時間，2014 年加入 Farine， Camille 從一名市場經理，變成公司的市場營銷總監。這一過程中，她也把一個無人問津的品牌塑造成了一個人盡皆知的“網紅”面包店。

沒有人比她更了解上海餐飲業水深火熱的競爭，這不是一個可以隨意糊弄人的市場。在上海的幾年時間，她已經習慣每個月看到新概念出爐的同時，又有新概念被淘汰。

這一市場的客戶太“刁鉆”了。“上海本地人和外國人都旅行過很多地方，他們可以分得出來一個質量好的產品和一個平均水平的產品，” Camille 說。她認為“中等質量但賣很貴的價格”這套邏輯在上海是行不通的。

而 Farine 最初就是奔著行業里最好的產品努力，Camille 稱他們進口的面粉原料是有機谷物制成的石磨面粉，這些是“質量很高，也是從最貴的原料中選的。” Camille 經歷過幾次上海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常規檢查，包括所有的資質、衛生和質量抽查。就在中央廚房開始運營前，公司本來還計劃實施更嚴格的規定，但就在這個時間點上，事情發生了。

Franck 旗下的 WIYF 冰激凌店

3 月 20 日星期一，舉報者向食品和藥品監管局告發過期面粉當天，Camille 記得整個公司都陷入了恐慌，老板 Franck 配合食品和藥品監管局在現場做了調查，緊接著第二天舉報者就在微博上發帖并上傳了 3 條視頻，Farine 四家店相繼關閉，100 多人當天失業。星期三，Camille 的 8 位同事被捕，Farine 從大眾點評上撤離。

事件發生后的一周是讓 Camille 無法合眼的一周，她和同事不斷收到客戶甚至是非客戶言語激烈的控告和指責。

一夜之間這些言語像猛獸一樣撕裂著她過去的價值觀，她甚至不知道這些指控正確與否，但有一件事情她確信無比——“在我們長達 5 年的經營中，沒有一個客戶有食物中毒。”

她懷疑這是一出密謀好的設局。告密者剛進入公司 3 個月時間，便在短期內收集了大量證據，這本身就顯得可疑，Camille 和同事普遍認為他可能是被人雇傭想要獲得政府 30 萬人民幣的告發獎勵金。

Camille 還記得今年 2 月末全公司的年會上，告密者還做了表演，和其他同事交談甚歡。“想像一下 3 個月時間，他和員工成為朋友，在公司的年會上和大家一起喝酒、跳舞、唱歌，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毀掉我們公司。這是多么可怕啊。”

Camille 現在最擔心的是還在監獄里的同事，他們被與世隔絕，不允許和家人打電話，也不能接受朋友和同事的探訪。這樣的嚴厲程度讓包括 Camille 在內的法國人重新審視這一國家的法律系統。

“我們想不明白為什么會有這么暴力的反應? 如果有人生病或是進了醫院，那么法國人會了解政府是擔心人民，但現在監獄里的 4 個人沒有傷害到任何人，至少可以在調查中讓他們取保候審。他們出來后并不會讓中國人民處于危險中，他們不是謀殺犯或者是販毒者，他們只是聽話的員工，他們也很害怕。”

Camille 目前身在法國，她聽說 Laurent Fortin 的媽媽本來已經退休在家，但現在為了幫兒子還每月的房貸，不得不再次出來工作，“他的媽媽希望兒子出獄那天不會落得無家可歸。”

肖敬，前 Farine 面包師/舉報和微博揭秘者

肖敬是一個口音頗重的沈陽人，30 歲前他已經在日本打工了 8 年，回到中國后又在蘇州的西點烘焙學校學習了一年，那時候他就看準了上海的 Farine，因為“一家店營業額(每天)能做 9 萬多的，那全上海，全中國有幾家店?”

Farine 對面包師的要求尤其高，除了面試和一天的試崗外，還必須有工作經驗，不接受任何學徒。肖敬滿足所有條件，10 月份他正式加入 Farine。

據他描述，僅 1 個月，他就在老同事口中聽說了面粉過期的事，但他一直到第二年 1 月才和店鋪的中方負責人溝通此事，得到的答復是——“不要談論這點，談論會讓你丟了飯碗”。負責人還向他提供了前車之鑒，甜品部的員工在不久前也提過面粉過期一事，老板 Franck 連夜召開會議讓管理人員封口，此后甜品部的相關人員相繼離職。

這也是他和上層的最后一次溝通，之后他便開始長達 3 個多月的證據收集，一直到 3 月 20 日這一天他選擇到食品和藥品監管局舉報，同一天《上海市食品安全條例》 出臺。

很多人質疑舉報時間顯得太過蹊蹺，看起來就像是配合食品和藥品監管局。他對此的回答是：“我也會看那個新聞的，對不對?我自己也在想這個時間對吧?”

他估摸著在被稱作是“史上最嚴厲”的食品安全條例頒布時，舉報會事半功倍。

但當天舉報還不足夠，第二天晚上他緊接著在微博上發布了消息和 3 條視頻，這個引爆了整個事件的微博中寫：“ 我已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向上海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舉報了此事……不知是何原因，現在 Farine 還在正常運營。" 這條微博在短時間內收到了 100 多萬的點贊和轉發量，也直接導致了 Farine 店的關閉。

肖敬把自己暴露在社交網絡上的同時也讓自己成了眾矢之的。

微博發布后，肖敬在網上收到了包括前同事和陌生人的人身攻擊，其中轉發最高的知乎的帖子指出，他是和 Franck 爭奪股權失敗才出此下策。在被攻擊和懷疑包圍時，肖敬自稱還曾就診過心理咨詢室。

肖敬打開了一個魔盒，但其后的發展并不由他所掌握。

之后的日子里，他到食品和藥品監管局配合做過 2 次調查，整個夏天陸續到公安局錄過 3 次口供，也和紀檢部門溝通過，因為要調查食品與藥品監督管理局是否有徇私舞弊的嫌疑。據他回憶，食品和藥品監管局來抽查前員工通常會收到通知，提醒第二天要戴手套換上好的產品。他從未見過食品和藥品監管局進入廚房后臺檢查，通常只是在店里掃視一番拿走成品回去檢驗，“反正是從來沒檢查出來過任何問題。”

在配合政府部門做了所有調查后，肖敬并沒有得到他認為自己應得的獎賞。3 月 23 日就 Farine 一事召開新聞發布會當天，肖敬在發布會后臺的會議室等待，結束后上海市食品藥品監管局局長閻祖強向他許諾：“上海市一定會重金獎勵你。” 為此，一整個夏天他數不清拜訪了多少次藥監局，但都沒有結果，“現在他不管我，就是說不管不問。”

沒有獎勵金的支持，他也沒有其他收入來源，3-7 月，肖敬面試過上海不下 5 家面包房，無一不被拒絕。畢竟這個圈子不大，Farine 離職的 100 多個員工也相繼分散到了上海的其他面包店，“那個舉報的人”的頭銜就像陰云一樣環繞在他周圍。他也就此上門藥監局多次，“我是外地人在上海，我沒有工作，生活壓力也很大對吧?我就問他們能否對我進行一定的幫助，哪怕你們食藥監幫我找一個差不多點的工作，但他們也沒有，”他說，“食藥監沒有獎勵，也沒有慰問。”

回憶起那段時間時，肖敬說“最可怕的是什么?是沒有希望，沒有生存的希望了。” 7 月份他決定離開上海，離開時他在微博上這樣寫道：“有點恐懼回上海，怕自己又陷入那種扎心的痛。”

他始終瞞著父母關于 Farine 的真相，實際上，我們的采訪幾次因為他母親的出現而被迫打斷。他至今沒有找到下一份面包師的工作。

當然，他并不在 Farine 那100 多個人的微信群里。

Franck Pecol，Farine 面包店老板

“這件事給在中國做生意的法國人敲了一個警鐘，你得記住了，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你也不會知道他們將如何實踐新的規定，” 法國記者 Simon Leplatre 說。

但 Franck Pecol 應該不在他的提醒之列。這個來自馬賽的法國人習慣了四處漂泊的生活，18 歲他便離開家在巴黎、倫敦和美國做學徒和服務生。

2004 年 Franck 來到上海，他的名字在上海甚至是中國的法國人圈子并不陌生，因為在短短數年時間，他就在上海形成了一個小型的 “Franck 帝國”。2007 年他在上海的第一家餐廳 Franck Bistrot 在武康路 376 號開業，接下來幾年時間，他相繼開出了 Rachekls、Frank Bistrot、Farine、Grains、WIYF 和 Le petit franck 等六家餐飲品牌。

“Franck 以前很喜歡上海，他堅信這里是全球范圍內，開餐館最好的地方之一，” Camille 回憶道。

漢堡店 Rachel’s

2012 年由于在自己 Franck Bistrot 的餐廳里找不到正宗的法式面包， Franck 就在隔壁開出了第一家 Farine 面包店。Camille 記得 Franck 以前經常告訴她，法國人有一種高傲和優越感，就覺得他們的產品更好，但事實上很多中國人已經去過法國，甚至在法國學習過了，他們知道一個好的可頌和法棍嘗起來是什么樣子。因此 Franck 給自己的要求是“要像在巴黎開餐廳一樣在上海開店”，不能有任何糊弄的成分。

Franck 對中國人了如指掌，“我不太擔心怎么做營銷，中國人喜歡展示他們吃的食物和生活方式”，Franck 在去年年底接受好奇心日報采訪時說。

5 年時間 Franck 就開出了 4 家 Farine 面包店，去年他還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不僅要在上海繼續擴店，還要在蘇州、杭州、南京等周邊城市發展。

Franck 的成功部分來源于他是一個極其嚴苛和追求完美的人。 Franck 對質量的要求相當高，我們曾采訪過一位在 Franck 的兩家店都工作過的員工，她提到“ Franck 基本上每天都要來晃一圈，看到有什么不對的會馬上說出來，看到吧臺上的吸管只剩一半了，就說‘要注意了’。”

他的員工無時無刻不面臨著極大的壓力，被要求要做到最好，他的嚴厲程度甚至嚴重到“和他工作 6 個月以上，基本都會被開除”，和 Franck 合作了 5 年的 Camille 這樣形容到這位前老板。 Franck 對產品的細節追求幾乎到了癡迷的狀態，在圈子里這已經成了他的一張隱形名片。

所以至今 Camille 和同事仍然無法理解為什么 Franck 會準許面粉過期的事情發生，“他過于相信自己了，可以忽略中國的法律使用過期面粉，”她說，“我猜這會是他這輩子犯過最大的錯誤。”

咖啡館 Grains

Laurent 的中國律師馬宏濤在接受采訪時提道，在法國，“最佳日期前使用”是一個更寬松的條款，“最佳日期”并不是一刀切的概念。但在中國，“根據中國法律，沒有官方的‘最佳日期’概念，只有“質量保證期”，律師馬宏濤說，“如果廠家在質量保證期外使用產品，法律認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四十條’。 ”

但無論如何這也沒辦法替 Franck Pecol 解釋事件發生之后的“逃之夭夭”。

陳瑞琪心目中 Franck 令人尊敬的老板人設也因此而崩塌。“發生了事情，他就跑出去了，對所有人不管不問，所有人還是很相信他，等著他回來解決問題，可是什么也沒有。”

更令陳瑞琪想不通的是， Franck 的主要合伙人中央廚房的廠長 Marion Cambronnet 被釋放了，但也沒有站出來解決問題，同樣選擇人間蒸發，“她就在中國，她就是當事人，她知道所有的情況，她可以把問題解決得清清楚楚，但她一點措施，一點舉措都沒有。”

目前人在法國的 Camille 希望 Franck 及早回到中國承擔責任，她認為 Franck 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因為正是 Franck 的管理模式把員工的努力毀于一旦，“在公司里，他會為所有人做全部的決定，他的管理模式是恐嚇式管理，用‘被開除’來威脅員工，因為很武斷的原因隨意開除員工。他認為他能做任何事情，甚至是違反法律的事情。”

“我們真的很希望他回到中國，面對中國的司法程序，而不是逃到法國，讓 8 個同事為他的行為買單。”

截至發稿時間，記者聯系 Franck 微信，并未收到任何回復。Franck 的微信賬號名字只剩下一個 “F”，以及全黑的頭像。

（好奇心日報 溫欣語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陳瑞琪、肖敬和Camille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