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歐商業評論

撰文/汪宗白

遙望2017年，王健林突然和融創孫宏斌達成交易，加快輕資產轉型，萬達商業地產更名為萬達商業管理，主動摘帽“地產”。不是所有首富，都能忍痛斷臂，那不僅關乎自己賬面的財富，也關乎面子。但在企業存亡面前，“面子”又值什么呢？王健林曾多次強調，成功沒有捷徑，就是富貴險中求。直到今天，我們驀然回首，才感嘆王健林當年的先見之明。

01

忍痛斷臂，壯士斷腕

2017年，王健林突然和融創孫宏斌達成交易，將13個文旅項目股權、77個酒店甩賣了，總投資4840億的核心業務，以600多億就出清了。后來，孫宏斌點評賈躍亭，說他處理事情不堅決，專門夸了王健林的果斷，“（賈）缺壯士斷腕的精神，你看人家老王！這就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隨后的故事，我們都很熟悉，地產調控持續收緊，躺著賺錢的時代遠去，王健林果斷調轉船頭，加快輕資產轉型，輕資產策略下，萬達廣場的業務模式，從拿地自持向輸出品牌和管理，獲得租金收入分成轉變。運營模式成熟后，便于以低成本快速擴張，更關鍵的是，不再大量占用資本。萬達商業地產更名為萬達商業管理，干脆主動摘帽“地產”。

王健林曾多次強調，成功沒有捷徑，就是富貴險中求。不是所有“首富”，都能忍痛斷臂，那不僅關乎自己賬面的財富，也關乎面子。但在企業存亡面前，“面子”又值什么呢？直到行業雷聲滾滾的今天，驀然回首，才發現王健林當年的決斷力。

2016年，王健林那句“你先定一個能達到的小目標，比如掙他一個億”刷爆了社交網絡。提問者找的那句話頭“很多青年想做首富”，頗有點為首富鋪腳墊、扶馬鞍的意味。

托爾斯泰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悲天憫人的落腳點在后半句，如同射擊，射中靶心的彈道都是一樣的，沒有射中的，都各有各的偏離。作為年過花甲的長者，王健林對青年們說的那些人生經驗，自然很有道理。但碌碌眾生和騰達者的差別，往往在于前者不能篤行后者看似簡單的人生經驗而已。

02

客大欺店，店大欺客

當年，真正讓“小目標”一夕間刷屏的原因，在于它的“小”與“一個億”的落差在公眾心中造成了荒誕感，如同老練的相聲演員不動聲色地抖響了一個包袱。所謂老到，因為不動聲色，不像在演，觀眾會更加容易將自己和情緒帶入。

因荒誕感而讓一句話風靡天下、形成病毒傳播效應的例子，歷史上也有。晉惠帝聽大臣說暴發了全國性的饑荒，人民沒有飯吃，一臉呆萌地指出：“既然沒有飯吃，人們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 那句“何不食肉糜”瞬間傳遍朝野，皇帝有智力障礙這件事從此不再是少數幾個利益相關者能夠保守的秘密了，于是，朝野上下，作奸犯科、圖謀不軌的人一下子多了起來。

王健林白手起家，曾今做過亞洲首富，如今彎道超車的他，當然不可能像晉惠帝那樣有“硬件”問題，也不可能不知一個億對于絕大多數電視觀眾而言，是天文數字。這句話只能是要告訴公眾和媒介“我有錢”。但比王思聰的名言 “我交朋友不在乎他有沒有錢，反正都沒有我有錢”，多繞了個彎子，還更有幽默感，讓你切身體會到前首富的“實力”。

王健林曾在哈佛大學的演講臺上說：“在創業的前五年，我受過很多白眼、刁難和歧視。”其中一件，就是他在歷年談話中反復提到，并稱之為“磨難”的貸款事件。“市里的領導覺得這個小伙子接政府的這個任務不容易，找了國有銀行行長，解決2000萬元貸款……可能是這個行長不愿意貸……我前后跑了50次以上，我去了，不能闖進門，我就在門口站著，有時候從早上到中午，中午到下午，也不行，就見不著他。”王健林說，“你們可以想象，一個企業老板，在銀行行長辦公室門外一站一整天，連續多天這種感覺。”

行長罔顧“市領導”的口諭，拖著不貸款，無非是在當時的情境下，以他的立場預估了貸款給王健林的風險和收益，在他看來，萬達實力不夠，失敗的風險遠大于收益而已。

后來隨著萬達實力的增強，和商家、銀行等外圍力量的角力關系發生了逆轉，在許多演講中，王健林都提到，“現在這些企業都得看萬達眼色行事，正應了商業中的一句話‘客大欺店，店大欺客’”。

一個“欺”字，道盡了商業博弈關系的實質。而關系逆轉的關鍵在于“有實力”或是“被認為有實力”。這樣，從地方政府那里拿地也罷，與跨國企業合作也罷，就能以最低成本達到目的，對此王健林并不諱言：“我們做生意要別人來求我們，不要我們去求他們。”

必須要讓別人相信其實力，而實力又往往建立在別人相信之上。這“循環論證”的道理就如同多年前的章子怡，好萊塢因為她是“最受中國市場認可的重量級女演員”而接納她，中國市場又因她被好萊塢接納而更加認可她。

王健林說過房地產行業的兩個特點：一是不具備核心技術，是一個集成行業；二是沒有知識產權。所以，規模和速度才是萬達的競爭壁壘，而核心競爭力是基于各利益相關方對萬達未來的信任，尤其是對他“有錢”的信任。

03

清華北大，不如膽子大

王健林說，“這幾年我經常講一句話‘清華北大，不如膽子大’，古人說，‘富貴險中求’，你要想創業成功，有把握沒把握，都要去試。”他在哈佛演講臺上也說，哈佛耶魯，不如敢闖。在他看來，這就是企業家精神。

尤瓦爾·赫拉利發現，在近代工業社會之前，“為富不仁”是全人類的共識，包括富人。因為二千年的經濟增長停滯期里，富者是靠多占而富，一個人收入多了，也就意味著其他人，存在顯性或隱性的掠奪，“因為盤子就那么大”。所以富人要不拿出點剩余供養僧尼、教士，要不布施窮人，要不贊助些藝術活動而不求回報。而當進入工業社會后，富人們將剩余的資金投入技術創新和再生產，膽子大了，盤子就大。

王健林的父親王義全是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那時的他，覺得“參軍最可能讓自己天天有飯吃”。用暴力方式消滅那些收地租者，實現“天天有飯吃”能夠成為人生小目標，是因為當時中國還是一個農業為主體的社會，盤子也就那么大。

如今，企業家通過創新和資金投入讓盤子變大了，像比爾·蓋茨、喬布斯、扎克伯格這樣的企業家還成了大眾偶像。如某學者所言，王義全老人、王健林和王思聰，這三代人分別代表了雄性的三種內置需求——生存、社群地位和更多的伴侶，那么，依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在“企業家精神”的意義上，人們理應從首富那里看到更多。

王健林認為，自己的成功與軍旅生涯有很大關系，他指出，膽大也要有一定的邊界，很多成功的企業家也是軍人出身。不過，他卻否認萬達是軍事化管理的企業。

軍隊為基層軍官提供了最樸素管理場景，也能鍛煉一個人的戰略耐心。具備這種知識和素養的企業家在20多年前的商界，更容易出類拔萃，這是不爭的事實。萬達事權分于下，財權集于上，既防止腐敗，又能讓大象跳舞。

對于騰訊、阿里這樣提供公共產品、嵌入國民經濟生活的企業來說，政府的角色更多體現在監管上；但王健林的公司，無論是以前拿地，還是如今排摸政策風向，都需要更多地與政府打交道。

所以王健林說，遠離政府太假了。他經常不待人詢問，便主動談起政商關系，主張“親近政府，遠離政治”，又說，其中學問比博士后課題難。也就是說，其中存在拿捏分寸的藝術。也許，本質上確如王健林所言，“萬達是走市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