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三鹿奶粉、海南毒豇豆事件之后，一場突如其來的“轉基因”事件，讓消費者再次將目光鎖定于食品安全。

　　3月15日，綠色和平組織公布的《超市生鮮散裝食品調查報告》稱，沃爾瑪出售非法轉基因大米、伊藤洋華堂超市出售非法轉基因木瓜，同時在一些超市出售的蔬果中還發現了國家禁止使用的幾類農藥，而超過1/3的被檢測食品樣品上混合農藥殘留十分嚴重。

　　據了解，這次調查在我國8個城市的9家大型連鎖超市的19家門店展開。該組織在這19家門店的生鮮產品(指超市經營的農副產品，包括蔬菜、水果、水產、糧食等)柜臺里隨機購買了83份樣品，并且委托有資質的專業檢測機構對這些樣品分別進行轉基因成分檢測和農藥殘留檢測。最新消息稱，沃爾瑪已將轉基因大米下架，農業部介入調查此事。

　　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為何危及消費者食品安全的農產品經過層層質檢，仍然能夠進入超市？是超市把關不嚴，抑或，另有難言之隱？

　　終端之惑

　　“如果你要較真的話，大部分超市的蔬菜水果可能存在農藥殘留超標的情況，”北京巨合咨詢運營總監李國宏對記者表示。李曾擔任家樂福采購經理、華潤萬家超市采購總監，對超市采購環節相當熟悉。

　　事實上，超市蔬菜水果存在農藥殘留的情況相當普遍。一些超市采購負責人私下向記者承認，對于供應商配送的生鮮食品根本無法做到每批都進行農藥殘留檢驗，因此一些農藥殘留超標的農產品容易混雜進來。

　　綠色和平2009年發布的數據也證明這一點。2009年2月，綠色和平以三口之家一天所需量為標準，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的易初蓮花購物中心、沃爾瑪超市、華潤萬家超市、農工商超市，以及兩個農貿市場，購買了當地常見的蔬菜和水果進行農藥殘留的檢測。檢測發現：在45個樣品中，共有40個樣品檢測出50種農藥殘留，混合農藥的殘留更為嚴重——25個樣品殘留著至少5種不同的農藥，5個樣品甚至含有10種以上不同的農藥殘留。

　　“主要原因是檢測難度太大，對技術要求高，目前國內超市很難做到”，李國宏表示。舉例來說，要檢測一批蔬菜農藥含量，從選樣到檢驗出結果，至少需要三天時間。而三天之后這些蔬菜已過保鮮期，品質下降，導致損耗巨大。

　　“農產品不是流水線作業，每一季作物打的農藥成分、用量均不同，要保證超市生鮮真正做到安全、無公害，就對每一批貨都要進行質檢，而這樣無疑增加超市采購成本”，李國宏說。而對于大部分超市來說，生鮮是利潤最薄的一部分，很多超市開展生鮮主要是起到吸引客流的目的。因此，一些超市不愿意在生鮮的檢驗過程投入過多成本。

　　那么，在不可能做到蔬菜水果每批都檢測的情況下，超市是如何把控蔬菜水果的食品安全的呢?本刊記者走訪了位于北京市朝陽區姚家園的京客隆生鮮配送中心。這家占地約30畝的配送中心成立于2003年，負責京客隆200多家門店的生鮮配送。

　　“主要是通過檢驗供應商的準入資格來進行食品安全把關，我們根據供應商提供當地質監部門針對土壤、空氣、水質、種子等的檢測報告來審批，同時，每年我們會對供應商所提供的蔬果抽樣送到第三方質檢部門進行檢驗”。京客隆配送中心副經理叢軼對記者說。

　　據叢軼介紹，京客隆在全國18個省的70縣鎮建有采購基地，農產品源頭直采的比率達到95%。“少量的蔬菜是從批發市場采購的”叢軼說。

　　作為上市的京客隆，源頭直采比率高，并擁有生鮮配送中心，在生鮮食品安全保障方面已經屬于業內比較領先的企業，即便如此，依然存在食品安全漏洞。比如，京客隆部分水產品，活魚、活蝦等是承包給供應商的，很難真正做到掌控食品安全。據了解，京客隆是全國為數不多擁有生鮮食品質檢中心的超市。記者走訪時發現，這個剛剛落成檢測中心儀器設備是全新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有些儀器還沒有投入使用。

　　記者了解到的實際情況是，全國二、三線城市的一些中小零售企業，根本沒有實力做到源頭直采，大部分蔬菜水果是在批發市場進行采購的。由于批發市場蔬菜供應源多而雜，每天蔬菜流通的吞吐量巨大，農藥殘留超標的蔬菜混雜其中。更有甚者，一些盈利能力不強的零售企業，其生鮮食品是與供應商進行聯營的。所謂聯營是指零售商將固定的場地租給供應商，供應商自負盈虧，零售商固定收取場地費用。聯營的好處是，零售商降低了經營風險，能夠“旱澇保收”，于此同時，由于聯營廠家眾多，魚龍混雜，無法做到對食品安全把控。

　　可見，以目前國內零售企業的盈利水平和管理技術，要在零售終端“掐斷”食品安全隱患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往往食品安全事件一旦暴露，零售商成了最直接的負責單位，問責、處罰相繼而來。“事實上，零售企業是也很無奈。食品生產、加工、流通最后到零售，經歷很多環節，因此讓零售商負責所有食品安全責任是不公平的”，李國宏說。

　　因此，“兩會”期間，一些零售業的代表呼吁，食品安全應該從源頭抓起。“食品安全的監管環節應該盡量前移，要在源頭，即農作物生產環節和制成品的原材料及其上游加強監管。也就是說，有問題的瓜果蔬菜、雞鴨魚肉不許流入市場，不合格的產品不允許出廠，在產地和加工車間就被封殺，這樣就能最大限度地減少有毒食品流入市場的可能和風險。”全國人大代表，步步高集團董事長王填對記者表示。

　　源頭之難

　　那么，源頭控制是有效的解決之道嗎?

　　3月17日，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教授胡定寰考察廣州郊區某鎮的農場。胡定寰看到的景象是，農田旁邊碼得整整齊齊的蔬菜。農場負責人告訴胡定寰，通過可追溯體系，從這里出去的蔬菜可以追溯到是哪一塊農田生產的。農場主的話讓這位以提出“農產品二元結構論”而享譽學術界的農產品流通專家頗為驚喜。胡定寰隨后轉問該鎮鎮長，除農場之外，每家農戶是否生產出來的蔬菜是否做到可追溯?鎮長坦言：由于農戶散而多，無法做到可追溯。

　　這就是目前中國農產品流通的現狀。胡定寰對記者說，多而散的農戶將自己生產的蔬菜、水果等農產品通過經紀人或者買手流通到批發市場，然后由批發市場流向全國各地的農貿市場、菜市場、中小超市、便利店，最后進入千家萬戶。

　　“由于農民收入低，缺乏約束機制，為了讓自己的所得最大化，他們更愿意使用農藥、化肥等增加產量”，胡定寰說。

　　如前面所述，由于批發市場農產品來源多而雜，每日交易量龐大，基本上無法做到對蔬菜水果進行農藥檢驗。而且，據了解，檢驗一次農產品要收費20元。“農民或者經紀人才不會主動花錢去檢驗農產品是否農藥超標”。胡定寰說。

　　另一個事實是，我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田以農戶為單位分散，再加上我國耕地資源緊缺，很少有大規模的農場來進行集約化生產。

　　“中國農產品流通大部分還是以農戶種植的為主，那些農場或者養殖基地生產出來的沒有施加農藥和化肥的農產品一般用于出口或者進入高端超市”，胡定寰說。

　　除了“終端”與“源頭”，農產品在流通過程中，安全監管也存在漏洞。一位超市負責人表示：“以豬肉為例，從養豬場到屠宰場，再到配送中心，最后進入超市門店，每一環節都需要提供當地動檢部門出具的合格證明以及車輛消毒證明，而這些單據是手工錄入的，因此存在很大的操作空間。”

　　“很多情況是，商品明明通過國家質檢部門的審查，最后出了問題，消費者還是把帳算在零售商頭上，我們也沒有理由拒收證件齊全的供應商啊”，該負責人說。
　　（中國經營報 記者趙向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