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講一個故事。

去年年末上海還未出現這波疫情的時候，我采訪了一位美元基金大佬，期間大佬和我提起了一件小憾事。事情大致是這樣的：大佬最擅長投硬科技，也擅長做盡調，在盡調一個做簡易機器人方向的項目上，投資團隊從項目本身到行業專家再到項目上下游產業鏈都仔細調查了一遍，最后得出一個結論是項目沒啥核心競爭力，技術方向又不夠高級，決定不投。

按理說對這個項目的盡調已經很詳實了，項目能跑出來的機率不會很高。但下一次大佬聽到這個項目時，對方已經炙手可熱，公司業務數據非常好。這打破了大佬的自我認知，打聽了一下才發現項目拿到了政府的大單子，市場針對的是環衛工人的工作。

大佬不免有些遺憾，當初他用他的經驗主義代替了這一部分盡調，他主觀上認為這個世界應該不缺環衛工人，但事實是“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愿意做環衛工人了，當時盡調就差去找個環衛工人聊聊天，一念之差還是沒去”。

借此提起這個小故事，不是想探討投資盡調到底該多事無巨細才能判斷得出來一個項目是否值得投資，想當初渾水為了做空瑞幸也是委托了專業的第三方公司蹲點到各個門店，才完成了長達89頁的做空報告。既然VC做盡調、甚至做投資，有時也是玄學大于科學，我真正好奇的是：

在風險面前，VC/PE是否真的具備抗風險能力？

以上海疫情為例，很多投資機構已經無法正常投項目或者進行募資流程，那么在一些不可抗力因素下，向來擅長評估風險的VC/PE到底深受影響到何種程度？如疫情之流的不可抗力因素總會有結束的一天，但或許也正是疫情才有機會讓人看清牌桌上的牌。

VC投資的脆弱性

在塔勒布的反脆弱學說里有一條基本理念：反脆弱性和脆弱性是同一波普上的不同波段。應對到VC/PE這一門藝術里，我的理解是，越是賴以生存的技能，遇到“黑天鵝”情況，越脆弱。

換成人話來說就是，不少投資人將“投資就是投人”這一理念奉為圭臬，但當疫情導致封城這種不可抗力因素發生時，這條理念差不多將投項目堵得死死的。越是極端仰賴投人的機構，越脆弱。

前不久投中網私下里針對國內疫情無法出差的狀況對北京的80家機構摸了個底，結論大致如下：

1、40家表示公司無出差相關限制，占50%；

2、這其中，合伙人還保持出差的只有11家，占總體14%；

3、11家里，只有1家對出差目的地無限制要求，其他明確不能去中高風險及疫情地區。

當然這幾個數據無法一概而論地代表整個中國創投圈的情況，更遑論每個賽道情況也各有不同，但我想說的是，這些數據的背面無疑在陳述一條共識：投資里的募投管退四大環節鮮少不仰賴出差的，而出差是為了什么？為了在線下面對面、實打實的進行各項評估。這是VC/PE圈評估風險、盡可能降低風險的主要策略。

現在疫情輕而易舉地反噬這條策略。

前不久因為上海封城月余，我一位在北京某百億基金的品牌總監好友忍不住和我說，他們機構內部積壓了不少出差申請，投資人對項目的把控因無法線下對談，只能停留在基本的了解上，“愁死了”。

不能出差=不能正常投項目or不能正常募資=亟需控制風險。

這家百億基金只是縮影，在我了解的情況里，無論是北京還是上海的機構，即使機構對某個項目有投資意向，也不會選擇在疫情期間投資。

比如力鼎資本告訴我，“投資這么重大的事情，不見面毫無感覺。現在階段以線上會議交流為主，對于一些意向明確的公司要可以傳看的保密材料學習。然后內部推動立項，和自己的行業資源對被投項目做背調。但也就到此為止了。”

一定要在特殊時期進行投資的確有些無理取鬧了，但這不妨礙推導出一個結論：因強調信任感，VC/PE才是最不相信互聯網渠道的那批人。

“到此為止”這樣的定論，說得好聽點是對行業的焦慮，說的實誠一點是對極端環境的無能為力。無論哪一種，都算不上是健康的壓力反饋。

寫到這里，我想到塔勒布老先生在書里提供了一條解決方案：邁向反脆弱性的第一步就是減少不利因素，而不是增加有利因素；也就是說，通過降低自己暴露于負面“黑天鵝”事件的概率，讓反脆弱性順其自然地發揮作用。

因此我想提出兩個疑問：

投資是不是必須要受“線下”掣肘？

如果是的話，如何降低這份掣肘帶來的不利因素？

VC邁向反脆弱性

本文初衷并非唱衰，相反，至少在創投圈，有一個普遍現象毋庸置疑：沒有人真的停下來過。

還是以疫情為例，在我了解的情況下，大家都在做事；也就是說，大家都在試著邁向反脆弱性。這其中大致有三個派別：重投后、重投前和重如何應對風險。

重投后和重投前，顧名思義，前者代表機構在疫情期間將主力專注在對被投企業的投后工作上，比如我就聽說一家老牌基金要求投資人進駐企業，一人一家一百天，我暗嘆這100天也算是機構對風險持久時間的精準判斷了，向我透露這個消息的投資人朋友則多少有些悲觀，“其實就像溺水的人拼命想抓稻草”。

重投前，則代表機構繼續看項目，但不進行線下盡調和投資；尤其投早期的機構屬于這一流派，比如有一家位于長三角的早期基金告訴我，他們將疫情視為機會，“在大家都無法投項目的前提上，誰暗自發力，就更容易聯系到好項目”。

當然我主要想談的是第三個派系——重應對風險。首先解釋一下什么是重應對風險，對于疫情這種不可控制的變量，很多機構的應對方法是如何降低自我損耗。這里面又分有兩個小類別，一個是通過修煉內功來降低風險，一個是試著迭代組織系統來控制風險。

舉個栗子，力鼎資本和我分享了他們投資人的日常工作內容：圍繞自己所在的行業做一些行業分析，再是部分項目的初期訪談，建立聯系。做這件事的原因是，“跑不起來的情況下，不如靜下來修煉內功，把自己對行業的理解進行梳理，看看有沒有一些更深的理解。”這屬于第一類別。這也是大多數機構都會做的事情。

第二類別就比較有趣了，因為它竟然既簡單又有效。在我聊的那十幾家機構里，其實不是每一家機構都深受疫情影響，甚至沒怎么受影響。比如金鼎資本。為啥？因為金鼎在北上廣杭等地都有分支，機構總人力在100人左右。這樣的機構組織架構極大的緩解了上海疫情帶來的沖擊，可謂是最強有效的風控。

金鼎資本base在上海的投資人袁藝藝告訴我，盡管她在隔離中，但機構的組織架構是每個賽道分有不同地域的投資人小組團隊，她無法出差看項目，可以委托組員，每個組員相應地轉換工作內容。比如她這段時間主要負責線上的一些paperwork。

更有意思的是，據我所知，為了緩解出差限制，在不違反法律政策的前提下，有一些機構啟用護照、雙手機號等破解方案，做到能出差就出差，能投項目就投項目。

此外還有一類基金則在認真思考我剛剛提到的問題——投資是不是一定要局限在線下進行？

盈動資本的投資董事方凱和我分享了他們基金的一些思考。如我上文所說，極度依賴“投資就是投人”的機構在“黑天鵝”面前越“脆弱”。盈動資本專注早期，疫情之前項目投資的前提就是要當面見到項目方，“項目CEO要來辦公室，現場才能敲定投資”。

對許多早期機構投資人來說，投資如果不能實際接觸到人，光線上聊，“是沒有體感的”。但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假設疫情一直持續，難道投資機構永遠不投項目？

方凱告訴我盈動資本在考慮將一些決策搬到線上，“真的沒辦法，還是得跟著創業者走，否則長期這樣下去就沒辦法投項目。”

我深以為然。然的不是非得完全拋棄線下，而是對變革和組織/模式迭代的摸索。

因為風險永遠存在于未來，而不是過去。

焦慮，但不emo

袁藝藝在微信語音電話中聲音洪亮且富有激情，她告訴我她剛完成一個線上會議，“忙得要死，甚至比原來還忙。”

和十幾個投資人聊下來，這算是我一個意外發現：投資人幾乎都焦慮，但也都不emo。當然這里想提一句，消費投資人尚不屬于此列，有消費投資人直接告訴我他已躺平，但因樣本太少，所以暫且不提。

對投資人來說，焦慮這個詞語代表中性，利大于弊，焦慮是他們不斷向前的推手。而疫情？并不會讓這批走在風險前端的群體滯后。比如方凱就表示她“不想躺平”，疫情期間她平時通過做一些行業線上的活動、撰寫一些微信公號文章、做一些CEO線上訪談來緩解焦慮。

懂得如何讓自己邁向反脆弱性的往往也是那群最有機會走到最后的人。

如同塔勒布的《反脆弱》里講的，有些事情能從沖擊中受益，當暴露在波動性、隨機性、混亂和壓力、風險和不確定性下時，它們反而能茁壯成長和壯大。

想必我在文首提到的大佬深諳此道。在那次訪談中，大佬告訴我，他并沒有為錯過這個項目而感到自責，相反，面對這個小失誤錯過的好項目，他復盤后反而有個更深刻的收獲：還是要跑在第一線才能更少地降低自己錯過好項目的風險，當然硬幣的反面則是，這也能降低自己投錯項目的風險。

大佬說，沒有人會萬無一失，抗住風險的第一步就是必須得接受這一點。